第405章 中華之辨（第3/3頁）

章氏之言，“華”為國名，“夏”為族名，與“漢”字之名，三義互通。因此，“華夏”連稱，就是對民族主義最好的解釋，就可以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就不適當”之說做出最有力的證明。而“中華”之稱，既具莊嚴肅穆之狀，又與“中華帝國”文脈相承，因此，“中華民國”就是最好最恰當的國號。

在解釋為何使用“中華民國”這個稱呼為“國號”方面，孫中山看重的是為何要用“民國”而非“共和國”，是側重於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看重的是“中華”二字的文化淵源，是為新生的共和國尋求文化和傳統意義上的支撐，顯示其合法性和正統性。盡管如此，但中國學界並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釋，儒學大師柳詒徵就認為，“中國”一詞，乃文明之國之義，非僅指方位、界域和種族。“是實吾國先民高尚廣遠之特征，與專持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經濟主義者，不止霄壤乎！”為柳詒徵此以《公羊傳·隱公七年》中有關文字為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韓愈在《原道》也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之所以稱為“中國”，柳詒徵的解釋是，唐、虞之時所以定國名為“中”者，蓋其時哲士深察人類偏激之失，務以中道詔人禦物。如《論語》：“堯曰：‘咨！爾舜！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禮記·中庸》：“舜其大知也歟！擇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柳詒徵認為：“唐、虞時之教育，專就人性之偏者，矯正而調劑之，使適於中道也。以為非此不足以立國，故制為累世不易之通稱。一言國名，而國性即以此表見，其能統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鄉原，不容有主持極端之人，或力求偏勝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國民性，異常復雜，不得謂之尚武，亦不得謂之文弱；不得謂之易治，亦不得謂之難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來尚中之德所養成也。然中無一定之界域，故無時無地，仍不能免於偏執。惟其所執，恒不取其趨於極端耳。”柳詒徵的說法強調“中國”之“中”不僅指地域處於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則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歷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