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5章 中華之辨（第2/3頁）

在中國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十五年”發展之後，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社會安定，人民的思想意識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由於湖南廣東等省自治的成功範例，中國其它各省紛紛仿效，大大促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如今中國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南京、沈陽、青島和武漢八個直轄市外，所有的行省都已經成為了自治省，直轄省已經在中國消失了。而為了順應這種情況的變化，各省議會提議變更國體，修改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而這種要求最直接的表現，便是要求變更中華民國的國號。“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由孫中山最早提出的。1904年，孫中山在美國用英語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演講時，用了“中華民國”一詞的英譯：“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會在東京召開紀念《民報》創刊一周年大會，孫中山在演講時，第一次用漢語提出“中華民國”這個名稱。次年，為宣傳反清排滿革命思想，大學問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報》第十七號上發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從此為更多的人們所了解。為了證明此國號名稱之“名正言順”，章太炎引經據典，廣征博引，從歷史文獻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間接材料，指出只有“中華民國”這個稱號才是最好最恰當的國號，是獨一無二的最佳選擇。在選擇和宣傳“中華民國”這個稱號的問題上，孫中山是最早提出而且從法理上給予論證，章太炎是從歷史文獻和文化淵源中尋找證據，使其進一步合法化並獲得文化上的正統性。1916年7月，孫中山在上海作題為《中華民國之意義》的演講時強調中國的國號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共和國”，是因為“民”字的意義。歐美的共和國創建遠在中國之前，孫氏認為，“二十世紀之國民，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以為自足。”孫中山根據自己多年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研究，認為共和國體雖然是當時盛行於歐美的代議政體，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國實施直接民權，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點，所以要定名為“民國”而非“共和國”，而其英文的表述則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顯然，孫中山要堅持共和國的根本原則、即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的人民主權原則，並希望借鑒瑞士、美國等國發展民主的經驗，來補充代議制民主政體的不足：“更有進者，本黨主張之民權主義，為直接民權。國民除選舉權外，並有創制權、復決權及罷免權，庶足以制裁議會之專制，即於現行代議制之流弊，亦能為根本之刷新。由此，這‘中華民國’中的‘民’字絕對是核心內容，不可不用。”在袁世凱恢復帝制，建立“中華帝國”之後，孫中山在廣州為發表演講，再次提及這個問題：“……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之不同，帝國是以皇帝一人為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為主。”孫氏認為，從中國的領土、人民和國家主權的同一性和歷史連續性來看，“中華民國”是與“中華帝國”相聯系和相比較而存在的。中華民國的領土、國家主權仍然是“中華帝國”原來的領土和國家主權，但這些過去屬於皇帝個人，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華民國”的領土則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華民國”的人民則是“率土之濱，莫非國民”了。“中華帝國”的國家主權屬於皇帝個人，而“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已經屬於全體國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和孫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對“中華民國”的解釋角度不同，章太炎更注重的是歷史文化淵源，他在《中華民國解》中說，吾國之名為“中國”，始見於《禹貢》：“中邦錫土姓。”《史記》：“中國錫土姓。”鄭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孫星衍曰：“史遷‘邦’作‘國’者，非避諱字，後遇‘國’字率改為‘邦’，誤矣。是《禹貢》‘邦’字，當從《史記》作‘國’。”後世遂沿用之。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倉葛曰：“德以威中國，刑以威四夷。”《禮記？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詩經》中，則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之句，《毛傳》解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因此，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中對“中國”一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為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中土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至於“華”之用，當見於春秋之時，如《左傳？定公十年》：“夷不亂華。”而“華夏”之說，按照章太炎的解釋，謂“華”取自華山；“夏”取自夏水。在《中華民國解》中，章太炎解釋道：“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為言。世言昆侖為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昆侖與否，史無明征，不足引以為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為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為漢中郡屬縣），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為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其後人跡所至，遍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為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為通語。世稱山東人為‘侉子’，‘侉’即‘華’之遺言矣。正言種族，宜就‘夏’稱，《說文》雲：‘夏，中國之人也。’或言遠因大夏，此亦昆侖、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為名，實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下逮劉季，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卻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為典要；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為同地，於華陽則為同州，用為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雲，‘夏’雲，‘漢’雲，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