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走向法西斯化的日本（第3/3頁）

華盛頓會議在美日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召開，又在雙方的相互妥協中結束，太平洋上空密布的戰爭陰雲得以暫時消散。作為20年以來美日尖銳對抗的頂峰和攤牌，華盛頓會議卻出現了一個奇異的外交結果：目標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美日兩國都實現了它們各自的會前對策。

從美國方面看，美國提出的對日10：7的海軍優勢、英日同盟的廢除等等“每一個重大目標都達到了”。日本被迫在《華盛頓條約》上簽字，美國似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從日本的角度看，日本也實現了會前的對策。雖然日本被迫接受了對美“七成”的海軍限制，但這個比例是與當時日本的國力相稱的。廢棄英日同盟雖然為日本所不情願，但也無可奈何，而且該同盟是以《五強條約》這種“體面”的方式宣告終結的，用日本政治家的話說，“英日同盟得到了一個體面的葬禮”。此外，《五強條約》是一個“凍結”太平洋現狀的互不侵犯的同盟條約，對日本是有利的。在西伯利亞問題上，日本的“特殊權益”並沒有受到撼動，日後終於成為威脅遠東和平的一個重大隱患。

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國際安全體系是極為脆弱的，既沒有保證中國的安全，也沒有有效地遏制日本，就連日美對抗也沒有真正緩解。實際上《華盛頓條約》沒有規定任何手段對違反該條約的行為進行制裁或懲罰，而只是代之以軟綿綿的“道義”和“道德”約束，而從歷史經驗中可以看出，“道德”這種東西對日本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而華盛頓會議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促成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

從會議的結果看，華盛頓會議實際上對日美雙方都是後患無窮的。在會議的兩國主要議題，既限制海軍軍備和遏制日本在遠東的擴張中，本來後者為因、前者為果，但受戰後孤立主義、和平主義思潮影響的美國顯然倒置了這兩者的因果關系，把限制軍備、弭兵消戰放在了首位，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任何代價，實際上等於從一開始就放棄了限制日本在遠東繼續擴張的最有效手段，即實際制裁和武力威懾。造成這種結果的更深刻原因是，美國在中國堅持的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商業的、和平的經濟競爭和市場競爭，美國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為了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而與日本開戰。而美國幫助中國取得了和日本一樣的海軍比例，實際上是寄希望於中國海軍對日本海軍的威懾和牽制，美國人當然知道中國當前的工業力量不足以建造和日本相匹敵的大艦隊，實際上幫助中國取得更多的主力艦噸位份額並無助於這種情況的改善。因為中國要實現完全的工業化，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從根本上講，美國希望依靠自己的經濟力量，通過和平競爭占領遠東市場，而日本獨霸東亞的既定國策也不會變，在無力同美國進行經濟競爭的情況下，必然采取“斷然措施”。因此美日矛盾終歸不可調和，這也決定了“華盛頓體系”最終破產的命運。

“華盛頓體系”與日本獨霸亞洲的野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實早在巴黎和會召開之時，就有日本人近衛文磨以《排除以英美為中心的和平》為題，這樣寫道：“……對於壟斷了巨大的資本和豐富天然資源的、兵不血刃地壓抑了它國人民、使之不能自由發展而得以自利的經濟帝國主義，要按同樣的使用武力的帝國主義精神予以當然的否定……作為領土狹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業品市場貧弱的日本，在英國關閉殖民地之時，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維護日本生存安全的。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為了自己生存上的需要，也不得不象戰前的德國那樣，采取打破現狀的舉動。”

而另一位日本國家主義者德富蘇峰也提出了“亞細亞門羅主義”的口號，稱“亞細亞的事情，由亞細亞來處理之。所謂亞細亞人，在日本國民之外，是不能擔負此項任務的。亞細亞門羅主義，即由日本人處理亞細亞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