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章 肺腑之言（第3/3頁）

“每次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在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裏去休息。”屈霜的聲音裏透著沉重和無奈，“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上屆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麽說，我就怎麽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麽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到很會有些成績，因為這些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樣子。”

“嘯白終於說出心裏話了。”楊朔銘這時已經看完了屈霜寫下的文字，他聽到屈霜的話，在一旁點了點頭，“嘯白還想說什麽，就暢所欲言好了，我想聽。”

“那麽瀚之想聽我說什麽？”屈霜看到楊朔銘神情專注的樣子，不由得失笑，“我對政治已然失去信心，軍事謀略也非我所長，瀚之想要知道什麽？”

“那嘯白就心裏怎麽想就怎麽說吧。”楊朔銘微微一笑，說道。

“我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家境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屈更紹，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且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都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所以，這也許是我政治上‘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屈霜說著，眼角似乎有淚花閃動。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余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麽？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制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裏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志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余的生命若幹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後也是趁早結束了罷。”

聽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楊朔銘也嘆息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