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9章 如此工運（第3/3頁）

周圍再次響起了哄笑聲，幾名學生悻悻的轉身快步離去，幾名女同學捂著耳朵，仿佛聽了剛才顏射的話，自己便已經失去了貞操一般。

看到學生們離去，劉興陽上尉和幾名士兵如臨大赦一般，劉上尉上前和顏射寒暄起來，顏射只是微微一笑，擺了擺手，表示沒有什麽。

“這些學生太容易受欺騙了。”顏射嘆息了一聲，“還需要好好教育才是。”

“兄台所言極是，”劉興陽感激地說道，“還是兄台見多識廣，我們這些人肚子裏沒有墨水，哪怕明知道他們說的有問題，也講不出個道道兒來。”

“不要緊，他們胡說八道的日子，不會有多久了。”顏射的眼中突然閃過淩厲的光芒，“會給他們一個總的解決的。”

1922年8月，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梁啟超家書：

“……目下時局變遷又有可憂之處，布黨雖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但其最終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往後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布黨分子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的鋪子十有八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若是到了北京，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裏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布黨只知放火，而不知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布黨決戰，蓋民主之國，容忍異見，不可因政見之不同而以武力討伐，以至流血漂杵。但若是彼輩統一後，又終不能不為多數人之自由與彼輩一拼耳。”

1922年8月，中國共（布）黨負責人之一劉克思給領袖何向仲的書信：

“……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倘若你們看看汀州的工人運動是‘左’傾得‘豈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罵白區民營企業的工人‘要求過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傾得‘糊塗’，那我就要告訴你：這還算不了什麽！今年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還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這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工會是第一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您總聽說過吧？……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幹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人與學生及民間團體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我黨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我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我黨的指示，這就影響我黨與各方面的關系。現今武漢失業工人救濟局有過一份統計，稱日前武漢有失業工人14萬人；武漢地方政府內部的報告中，民政部長陳光遠則有另一個數據：‘失業的將近二十萬人。’統計局所估計的數據，則是‘失業的工人現共有三十萬之多。’”

“據張托立同志報告：工人們不但以武裝化的糾察隊封閉商鋪廠店，強迫店主廠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向雇主算賬，不僅要求增加以後的薪水，而且要求補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幾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這樣激進的結果，自然只能是雇主關閉商鋪廠店逃亡。張托立同志還記載了運動的一種惡性循環——隨著工廠的紛紛倒閉和雇主的紛紛逃亡，失業的工人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成了工人們一方面要工廠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企業更難經營——失業時間越長，工人生計越艱難，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就提得越高，企業就越不敢重新開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