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街頭喋血（第3/3頁）

清末革命家所進行的暗殺，主其事者多為官宦和富家的子弟，或是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熱血青年。這與俄國近似，俄國貴族青年就是暗殺權貴的主力。象參與策劃刺殺鐵良的俞大純之父是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懷揣炸彈準備炸死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吳樾出身商人家庭，其父先官後商。刺殺恩銘的徐錫麟，其家更是富甲一方，自己還捐了個道員。參與謀殺鐵良、親身行刺王之春的萬福華雖說家境不算富裕，但後來也學醫經商，還是個候補知縣。

清季的革命暗殺其行為本身帶來的意義好象比目的更為重要。除了恩銘被殺之外，其余因行事匆忙、準備草率、策劃不足，全都未遂。事實上，當時的暗殺者並不在乎刺殺的對象是死是活，也不在乎自己能否脫身，他們比較看重的是這樣的行為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每次暗殺事件之後，壯懷激烈、一腔熱血、慷慨赴死、義無反顧的精神可以引起轟動效應，暗殺者的“英雄形象”和自殺式的壯舉，遠比死一兩個清廷官吏更有價值。如汪兆銘行刺攝政王載灃，無論是革命黨還是後來人，好象也無人在乎攝政王的生死和這樣的行為能否取得成功，大家更鐘情於“年少有為”的汪兆銘如何慷慨悲歌，“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而汪在獄中與陳氏的那段情緣故事才是歷史的興奮點。

那時的暗殺，只有徐錫麟殺恩銘案導致的後果比較嚴重，恩銘死了，徐錫麟被捕後處以極刑，而其他的暗殺，其對象活著不說，行刺者也沒有受到本應受到的嚴重懲處，株連瓜蔓就更少。象吳樾是自毀，事件過後，僅有介紹他住進桐城試館的戶部主事金壽民被革除功名，其余人等均無牽涉。汪兆銘盡管入獄，但發落不算很重。依照當時人的說法，“大抵清廷末造，誆怯成風，不敢濫興大獄，以聳中外視聽”。

清末暗殺之所以蔚然成風，既是受歐洲革命、俄羅斯黨人的影響，也是那時革命黨對時代的認知。“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殺，後以復仇（革命）。”革命黨人的暗殺，其實更重要的是宣傳，是造勢，也是震懾。按當時的說法，是為了“殺一儆百”之效。刺殺王之春是為了警告那些“賣國”之輩，刺殺鐵良是想威脅那些“頑固”派，刺殺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是為了破壞當政者利用憲政進行“欺騙”的陰謀，刺殺攝政王載灃則是表明推翻清廷的決心。正是在這些近似瘋狂的暗殺聲勢中，革命者的偉岸形象得以樹立，當政者也聞風喪膽。辛亥革命後及清室遜位前，還有兩起暗殺，將清末的革命暗殺推向了頂峰。一次是三位革命黨人謀炸袁世凱，未遂；一次是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斃滿族親貴良弼，彭家珍當場身亡，良弼血肉模糊，最後慘死。這兩起暗殺令京師全城處於恐慌之中，為清廷瓦解、民國確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以說，民國成立前的暗殺塑造了一批英雄，也制造了一片革命的恐怖氣氛。

但在民國建立後，中國的政治暗殺出現了重大轉變。

民國肇建之時，總統、內閣、議會、政黨、憲法這些近代政治制度的諸多要素均呈現出來。政黨團體有大小六百多家，而且是自由組合，各具主張，基本沒什麽限制。內閣是聯合組閣，而且還是經國會正式通過。如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熊希齡、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施肇基等內閣成員，除個別人外，多是應一時之選，不論放在什麽樣的民主國家，其學養、背景、歷練、素質都算優秀。議會分參、眾兩院，盡管不出自選民，但依據的是1912年8月頒布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也是自由選舉，各黨各派各省均有代表。

由於民國完全不同於清廷專制，公開肆意捕殺異己為社會所不容。因此一些人只能靠暗殺來維護自己的權威和利益。無論是革命黨內部，還是執政者，均熱衷於使用暗殺方法來對付持不同意見者或不同派系的人。因為革命者和執政者一樣，當他們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戰時，即便是同道，照樣不能容忍。而行刺的方式和目的，也轉變為單純殺人，而不在乎行為本身是否英雄壯舉。他們不再是響當當的熱血青年，而是要千方百計地隱蔽自己的身份和姓名。他們的刺殺任務常常被一層層布置下來，其間環節之繁復為的是避免幕後主謀暴露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