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據理力爭

顧維鈞現在還得記，當自己率領中國代表團赴巴黎參加和會時的情景。

出行的那天，天色雖然已經很晚，但北京正陽門火車站卻燈火通明，熱鬧非凡，為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送行的儀式就在這裏舉行。盡管天寒地凍，寒風凜凜，前來送行的人還是越來越多。除了外交部全體官員和部分內閣成員，各界社會名流也紛紛趕來，甚至連英、法、美、荷、比等國駐華公使也都頂著寒風前來為代表們送行。人們快樂地談論著巴黎和會的話題，不時發出陣陣歡笑。

送行者翹首以盼，期待著外交總長顧維鈞能夠透露一下和談使命。然而卻遲遲不見代表團成員的身影，在列車將要開出半個小時前，顧維鈞一行人才匆匆的出現在了車站。出人意料的是，顧維鈞對出使使命一事絲毫沒有言及，僅與同僚故舊們寒暄，表現得相當的低調。對問及何以姍姍來遲，他的回答卻是在邊防督辦府耽擱了一些時間。

顧維鈞的低調絕不僅僅因為其溫和含蓄的性格，而是他不敢對巴黎和會的結果抱有過高的期望。所謂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顧維鈞從事外交多年，對此中的感觸，非常人所能理解。一方面，中國雖然獲得了巴黎和會的正式邀請，但西方列強當中真正對中國友好的只有美國，而美國的支持能達到何種程度，他尚不得而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帶給國人“公理戰勝強權”的空前樂觀和北京政府務實的外交方針之間強烈的反差，更讓他感到如履薄冰，因而不得不慎行謹言。

而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顧維鈞之所以在邊防督辦府停留了那麽久的真正原因。

而讓送行者們感到疑惑的另一個問題是，是顧維鈞為何要舍近求遠，不是搭乘直航歐洲的輪船經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國，而是繞道日本穿越太平洋，從美國橫渡大西洋。外交部對外界的解釋，則是一位發言人所說的“歐亞航線班輪稀少一票難求”。而當時興高彩烈的人們，並沒有注意到這當中的隱情。

列車在夜幕之中呼嘯前行，顧維鈞回想前些時候“歐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的那一刻。在那些日子裏，中華大地舉國歡騰，上自政府要員，下至黎民百姓，無不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一年來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在中國人眼中，取消西方列強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廢除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廢約”自然成了國人評判這次和談成敗的首要標準。

但是，擔任外交總長時候並不長的顧維鈞清楚，外交舞台上並沒有所謂的公理，有的只是強權和利益。事實上，作為曾經在“二十一條”事件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顧維鈞，比任何國民都渴望“真理戰勝強權”，他不止一次認真地設想在戰後和談中“畢全功於一役”，廢除列強同中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場景，並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當年為“二十一條”與日本人苦苦爭鬥的前任外交總長陸征祥曾經告訴過他，“將來戰事完畢，必有大會，以歷史觀之，當日柏林會議、維也納會議，凡間接關系之國均可加入。此次戰事牽動全歐，或亦令間接關系國加入，亦未可知。”當時中國尚未對德宣戰，這番話被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戰之國不能與會”譏笑為天方夜譚。然而，隨後中國在袁世凱稱帝後便對德宣戰，成了一戰的直接關系國，具備了參加戰後和會的資格，而且隨著中國大量派遣海陸軍前往歐洲作戰並屢獲勝利，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夢想，對顧維鈞來說，一點一點變得真實起來，甚至讓他感覺唾手可得。

然而，當夢想就要變成現實的時候，顧維鈞還是要清醒的面對現實。一戰勝利後，北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全國放假三天以示慶祝，同時還做出了不向英國提出歸還英國在香港特權的決定；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顧維鈞不能不考慮英法等主要西方列強的態度。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畢竟不可操之過急。根據此前中英兩國的協定，英國將在戰後和中國重新展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這也正是顧維鈞三緘其口的真正原因。

無論北京政府還是顧維鈞都很清楚，決定和談成敗的關鍵不在中國，而在美國。他必須首先征詢美國的態度，與美國就廢約問題達成默契，如此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和民眾的意願完成和談使命。想通了這一層，也就不難理解顧維鈞此行舍近求遠繞道先行前往美國的良苦用心了。

顧維鈞知道，談判的道路注定充滿意想不到的艱難曲折。但誰也沒有想到，代表團剛一出發不久，便接到了日本方面的殷勤邀請。由於擔心和談橫生枝節，顧維鈞對此特地電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會見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計劃。但北京政府擔心因此過於得罪日本重啟戰端影響和談，要求顧維鈞“即行按期入日京會見，以覘日政府真意。萬一不能支，可酌減酬應，緊要接待不可忽略，事關國際，務應慎重將事，毋負委任。”因此顧維鈞不得不先行前往東京，分別與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及媾和委員牧野伸顯分別會談，但謝絕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見。顧維鈞拜會內田康哉時，為了試探日本方面的態度，專門談到了台灣問題。內田康哉則表示：“俟大會對德交涉清楚之後，當按照前議交還中國，請勿聽西人或他方之挑撥，致生異議。”顧維鈞對內田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他此前聽說過日本軍方堅決反對原敬主持的中日秘密談判和日本將台灣交還中國），此時的他並不了解日本國內各派勢力之間的鬥爭，因而回答說：“兩國原議自應按照辦理，將來兩國代表可就具體事項彼此接洽。”日本方面的言下之意，是由日本先與德國交涉，然後再按照中日兩國休戰時訂立的協議，將台灣轉交給中國。對此，顧維鈞並沒有提出異議。而且在這次會談中，顧維鈞並沒有就台灣問題是否提交巴黎和會與日本商議，因而為此後中日雙方在和會上的紛爭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