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退位讓賢段督辦

傅卓瑤讀著自己剛剛寫就的文章，想到那些白白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學，莫名的悲憤再次湧上心頭。

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慘案，她還根本意識不到那些野心家會如此的陰險。

而對於那個將慘案的真相和背後的陰謀揭露出來的年輕軍人，她的心裏充滿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說的，只有這樣，才算是給死難者真正報了仇。”傅卓瑤自言自語的說道。

此時此刻，在遠處的一間小閣樓上，站在那裏遠眺的楊朔銘看到了傅卓瑤的室內還亮著的燈，不由得暗暗點頭。

楊朔銘的目光轉向遠方，他看著遠處黑暗中閃動的點點燈火，深吸了一口氣，轉身回到了屋內，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張張報紙，冷笑了一聲。

“既然你們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讓你們在‘忽悠’當中滅亡吧！”

“九？二八”慘案發生後，各地聲討政府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象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即在10月2日的“時論”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毫不客氣的指出愛國青年“激於意氣，鋌而走險，乃陷入奸人居間利用之彀中”，文中點明許謙黎壽昌等人“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共有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0月7日，《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也憤慨的說，“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所謂‘群眾領袖’）之手”。

陳淵泉在《群眾領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點出，“許謙黎壽昌等人非迫群眾至督辦府不可，竟稱府院衛隊已經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糾彈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

著名學者陳源在《現代評論》中也提出來了同樣的觀點：“學生遇見些‘好人’，都說那天在承天門開會後，他們本不打算再到督辦府，因為他們聽見大會主席宣布督辦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督辦府門前去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於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謊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之責任了。”

“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但在慘案發生時，衛隊的槍裏並沒有子彈，但卻從墻頭打來三槍，當場打死隊兵三人，衛隊受驚，遂不顧禁令，重新裝彈開槍，我想要問一句，這至關重要的三槍，到底是誰打的？在此關鍵時刻，群眾領袖們都在哪裏？死難者男女學生有之，兒童有之，市民有之，獨不見彼群眾領袖有絲毫受損者，此乃巧合呼？嗚呼！督辦府門前之死難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各處醫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

而當那篇名為《血寫的謊言》的文章在中國各地報刊上轉載之後，立時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掀起了巨大的波瀾。英法美等國紛紛譴責蘇俄政府對外輸出革命的間諜行為，英國《泰晤士報》稱這次由蘇俄背後策劃的惡性流血事件是“獸性”的“驚人慘案”。美國《紐約時報》稱慘案發生的這一天為“中國成立共和國以來最為黑暗的一天”，在對死難者表示哀悼的同時，譴責蘇俄政府在中國制造騷亂。此時此刻，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媒體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理性和社會良知，胡適、梁啟超、林語堂等學者紛紛撰文譴責蘇俄政府，《醒獅》、《求真》、《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也紛紛加入譴責蘇俄政府在遠東陰謀策劃暴行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了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的幕後真相，《京報副刊》也發表了大量相關的文章。

北京，天橋。

一身便裝的段祺瑞在兒子段宏業的陪同下，正坐在一個小攤前，一邊喝著豆汁，吃著炸果，一邊聽著食客們的議論。

此時的段祺瑞，身穿長袍，手拄拐杖，頭發也有些花白了，盡管他今年還不到六十歲，但已經現出了老態。

因為“九？二八”慘案的關系，心灰意冷的段祺瑞將邊防督辦府的事務全部交由徐樹錚處理，而自己則開始茹素向佛，以示懺悔。

“學生們動不動就喊‘中國要亡了’，其實照我看，咱們現在比起民國四年打日本人那會兒，情況要好得多。”不遠處坐著的一位老人說道。

“當然了，咱們中國現在可是協約國六大戰勝國之一，聽說這一次德國人得給咱們賠兵費呢。哪來的亡國之虞，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