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風雨前夜（第2/3頁）

中國青年黨於1918年12月2日成立於巴黎玫瑰村共和街，發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魯之、李不韙、張子柱等12人。成立會議確定了該黨的宗旨——“本國家主義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之國家。”從那時起，“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宗旨一直被青年黨堅持了下來。

中國青年黨的成立，在某種程度上，有跟剛剛傳入中國的共有主義思想分庭抗禮的意思。創始人之一的陳啟天，在青年黨成立時便鄭重指出：“自民國成立以來，一般有志青年雖熱心愛國運動，但並不熱心政治活動。至俄國十月暴動之發，國內思慕布爾什維克主義之人甚囂塵上，更有一班人依照蘇俄及第三國際的指示，秘密成立，並多方展開赤化的政治活動。此輩始而在‘少中’會內進行赤化，繼而決定加入革命黨，掛羊頭賣狗肉。革命黨也開始聯俄容布，使其得一發展的機會，於是從前熱心愛國運動而不熱心政治運動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設法抵制赤化的政治運動。”

青年黨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們之間的這種對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國學會”的內部分裂。青年黨領袖、創始人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者與骨幹分子。學會的宗旨，本來是倡導從事社會改造、遠離現實政治的，但到了1919年前後，會員內部對是否參與現實政治，已出現了嚴重分歧；對如何參與現實政治的分歧則更大。青年黨創始人李璜說：“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響，除少數會員仍抱不問政治，專攻學術的態度，如王光祈、周蕪等人外，大多數的會員均因對改造中國觀點的不同，而有了分歧，這種分歧，最早見於黎壽昌與曾琦的通信討論，黎主張，中國問題為一世界問題，欲救中國，須先參加世界革命；曾主張，世界革命以現刻國際形勢而言絕不可能，中國須求自強自救，國際主義只是理想，絕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這種分歧，後來被簡化為“共有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當日，以黎壽昌、鄧仲康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深受蘇俄影響，認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要想擺脫外遭強國壓迫、內有軍閥為禍的命運，必須鏟除國內一切的剝削階級，參與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去，用黎壽昌的說法，是必須依靠俄國的力量，因為蘇維埃俄國“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們看來，將中國革命的命運寄希望在蘇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為任何國家參與國際事務，都必然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所謂真正的國際主義，並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國體與青年》一書中，非常明確地反對“階級本位”，而呼籲青年們“以國家和民族為本位”去思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

很顯然，曾琦、李璜們的“國家主義”，與黎壽昌、鄧仲康們的“共有主義”，很難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後者推崇“工人無祖國”；前者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後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階級專政。這種分歧最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陳啟天等人，與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張進行討論，會議爭論得非常激烈，據當時的一位少中會成員說，“斯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內，中國青年黨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與中國布爾什維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從未停止過政見的論戰。在法國，布爾什維克們有《血光》半月刊為陣地；曾琦等人則創辦了《先聲》周報；雙方大致在同一時間回國後，曾琦等人又創辦了《醒獅》周報，以抗衡布爾什維克們的機關刊物《中華青年》。

對於中國青年黨來說，他們真正的政治訴求是希望中國走“國家主義”的道路。其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直為黨員所堅持。曾琦作為青年黨黨魁，曾如此解釋“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含義：

“國賊之定義：國賊者何？即其行為有背於國民之公意、有害於國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吾人可發現若幹之國賊，為國民之公敵，其在歐美日本有絕對不能生存者，在我國乃如蔓草之滋長焉，此吾人所為腐心切齒，而志在必除者也。”

“國賊之種類：國賊之種類本難悉數，估依上述定義，舉其最顯著如下：1，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2.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4，朝三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5，把持地方，魚肉鄉民之濫紳；6，勾結外人，掠奪國富之財閥；7，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8，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願；9，倚仗外人，壓制同胞之教徒；10，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