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手把手教民主（第2/3頁）

“然而，很多人卻以為，這樣主張的結果，意味著中國仍然需要沿著社會進化自然演進的程序，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梁啟超說道，“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番理解，其實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會主義觀。他們應該好好想想，我為什麽只要‘社會主義改良’，而堅決不要‘社會主義革命’。”

“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自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有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蔡鍔笑了笑，回答道。

蔡鍔的回答可以說一針見血，他明白的點出了老師梁啟超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因：因為直接革命必然導致以“富人”而不是社會制度為革命對象！而這會嚴重破壞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提！中國的歷次“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任公的這個‘公定之趨向’十六條，可否給楊瀚之看過？”黃興問道。

“沒有。”梁啟超的臉上現出了落寞之意，“軍閥總是軍閥，縱然能夠開明一時，將來難保不會成為第二個段芝泉。”

蔡鍔和黃興知道新國會選舉的失敗帶給梁啟超的刺激過大，都禁不住嘆息起來。

梁啟超一直認為，自民國元年以來，因為議員素質太低，國會屢屢與政府為難，導致政府與自己種種良好的施政計劃屢受挫折（譬如開明專制，袁世凱對德宣戰）。故此在袁世凱的弘憲帝國覆亡後，梁啟超與段祺瑞合作，蕩平楊度的帝制復辟後，即明確表示拒絕恢復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和被廢除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梁啟超的理由是：“中華民國已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所滅，今國家新造，應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後，再行召集新國會。”

梁啟超認為，中華民國已經在袁世凱復辟的那一刻滅亡了。此後，是梁啟超的進步黨與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聯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個新國家。這個新國家與之前的中華民國不存在法統上的繼承關系，所以，應該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臨時參議院，制定新的法統，選舉出新的國會。梁啟超認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讓現政府與此前的中華民國一刀兩斷，舊國會自然是不要了，《臨時約法》同樣也不能保留；進而，新國會將由進步黨控制，而不再有原來革命黨勢力的存在；新憲法也將基本反映進步黨人的意見，而不再體現革命黨人的意志。

在當時的中國人心目當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為人被時人視作楷模，但梁啟超並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裏並無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個聽從自己意志的國會出現，梁啟超的“改造國會”的設想一開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啟超的進步黨“再造共和”，之後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財力打造出了所謂的“安福系”，將梁啟超的進步黨徹底排擠出了國會。

對於段祺瑞這樣的對待自己，梁啟超的失望多於憤怒。

“別人怎麽議論我我不管，我近來卻發現了自己的一種罪惡，這罪惡的來源在哪裏呢？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但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因此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

梁啟超主張的“賢人政治”舊觀念，一是指開明專制，即將國家的轉變希望寄托依賴於一個“賢明”的威權領袖（如袁世凱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啟超“改造國會”排擠激進革命勢力，就是基於這樣一種“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啟超看來，革命黨人是出身底層的“亂暴勢力”，而研究系進步黨的中層精英才是能擔負起國家民主轉型重任的精英。

但讓梁啟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權領袖段祺瑞，竟然會用賄選這樣的下三濫手段，擊破他的“賢人政治”的夢想。

現在的梁啟超，可以說已經對“賢人政治”心灰意冷。

“楊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段芝泉對民主共和其實並不熱心，但楊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沒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難變成現實的，很可能一開始便毀在那些審查委員會的人手裏。”黃興說道，“任公其實應該把這個給他看看，對他在閩桂湘贛雲貴等省推行‘底層民主建設’是很有幫助的。”

“底層民主建設？”聽了黃興的話，梁啟超不由得一愣。

“楊瀚之想要提高國民的民主素質，在民間搞的一種推廣實驗。他為此還專門弄了一個‘操作教材’出來，任公想必沒有看過吧？”黃興笑了笑，說道，“一會兒任公隨我走一趟吧，我給你搞一份看看。你看了以後就能明白，他楊瀚之心裏到底是怎麽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