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隱憂

“正是，以往的舊教育只是一味教學生應當如何如何，不應當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訓的意味，不問學生理會不理會，總是這樣教訓下去，這正是先生教學生。新教育是要研究學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樣才能夠使學術如何如何，怎樣才能夠使學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啟發的意味。以兒童教育為例，這是很要虛心去研究兒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之反應的。譬如在實驗室試驗理化，用什麽方法，得什麽反應，全靠對象的反應教我們知識；若試驗者不注意反應全憑主觀的理想妄下方法，不但徒勞無功，而且在化學的試驗上還要發生危險。啟發式的新教育也是這樣，事事須由學生之反應供給教授法之知識，這不是學生教先生嗎？”

“誠如仲華所言。”楊朔銘回想著自己幼時的經歷，心底再次發出了沉重的嘆息。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不是說中國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訓式的、舊的，不是說歐美各國的現代的教授方法也一概都是啟發式的、新的。中國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啟發的，例如孔子答弟子問孝問仁，答案沒有一個相同，這不是他滑頭，也不是他胸無定見，正是他因材利導啟發式的教授方法。現代歐美各國的教育其實也還是教訓式的居多，就是實驗心理學新教授法最發達的美國，杜威式純粹的啟發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裏試辦。所以新舊教育的區別，只是采取的主義和方法不同，並不是國家或時代的不同。杜威先生曾說，中國的教育比日本更有希望，因為中國的教育方才著手，可以采用最新的方法，不象日本的教育制度已經凝固，不易改用新法。杜威先生這話是中國主持教育的人都應該十分注意的！”

“仲華這是在說我了。”楊朔銘明白對方說的“中國主持教育的人”是什麽意思，不由得微微一笑。

在湖南戰事還在進行之際，楊朔銘就已經準備開始在兩廣及雲貴地區實施普及教育，而眼前侃侃而談的中年人，就是陳炯明給他請來的幫手。

此時，受了楊朔銘贊許的激勵，這位前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地位相當於副校長）顯得有些興奮，更是不住的侃侃而談起來。

“按照新的教授方法，我們的學校裏有許多學科要大加改革，第一便是倫理。倫理這科是教人應當如何如何，不應當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訓式的教育的代表，完全是沒有效果的。因為人冷了才知道穿衣的必要，餓了才知道吃飯的必要，他若不覺得冷和餓，我們無論如何花言巧語勸他去穿衣吃飯，都完全是沒有效果的。教訓式的倫理科應該廢除。在遊戲、體操以及對人接物時，采用實際的訓練方法，使兒童感覺道德之必要，使兒童道德的本能漸漸發展，這才是真實的倫理教育。”

“第二個要改革的是歷史教育，以往的小學歷史教員拿著一本歷史教科書，走上講台，口中念念有詞，什麽蚩尤、黃帝、唐堯、虞舜、夏、商、周，小學生聽了，真真莫名其妙，惟有死記幾個名詞，備先生考問，毫無益處，毫無趣味，還不若叫他們去看戲，指著那個紅花臉是黃帝，那個黑花臉是蚩尤，他們到還有點興趣。所以歷史一科在小學校應該廢去，就是教歷史，也只可以教最小範圍的鄉土史，不應該教國史。”

“第三個要改革的，是地理。在課堂上天天向小學生說什麽倫敦、巴黎、柏林、北京、青海，他們懂得是什麽？所以小學校只能教鄉土地理，而鄉土地理的第一課，就應該從本校講堂教起，一間講堂內有幾許長，幾許闊，幾許高，幾個窗，有些什麽東西，這都是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教法。因為發展小兒觀物推理力的程序，只能夠由已知推到未知，很難有憑空超越的機會；學生在學校得了講堂的長短高低實際的觀察方法，他們一出學校，便會自己推廣到沿途所見及他們家裏房屋的狀況。這種實際觀察的教授方法，比教學生死讀教科書要好得多，比教學生死記一些無從養成小兒實際觀察力的地名也要有用得多。”

“第四個要改革的，是理科。理科各科目不用說使要注重實物經驗的了，但是小學的理科還是要注重鄉土的教材，各省的物產不同，各省小學的教材便不能一樣。譬如在兩廣教理科，說到冰、雪這兩件東西，我就不知道那位先生怎樣能夠解釋得明白。象廣西足足有二十多年沒下雪，鄉間有活著八十幾歲沒見過雪的人，說雪象玻璃一樣，大人尚且冰雪不分，何況小學生？先生若被學生質問怎樣叫做冰，怎樣叫做雪，我想那位先生除了叫學生牢記冰雪兩個字不必問，或是令學生快去睡覺以外，恐怕沒有第三個方法來圓滿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