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如此生財？

西原龜三所說的“對外輸出資金也是日本經濟自身的需求”，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到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了三年半之久，這場戰爭給遠東地區帶來的最引人矚目的變化，就是受一戰的“天佑”，日本通過投機或冒險轉瞬間成為了“世界強國”，處於空前規模的經濟繁榮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帶來的好處可謂說不完道不盡。德國商品在亞洲本來是日本商品的最大競爭對手，現在已經從市場上完全的消失了，英法美等歐洲列強全都傾力於同德國的戰爭，他們對亞洲的商品輸出也急劇的減少了，其結果就是幾乎全太平洋地區都發生了商品匱乏的現象，於是日本商品便取得了獨占市場的優勢地位，以非常高的價格暢銷於亞洲太平洋地區。

而對於日本商品，物資匱乏的歐洲方面也倍感需要（其實不光是日本商品，中國也有大宗商品輸往歐洲，中國國內的經濟也因此而繁榮起來），英國和法國都從日本訂購了大量的商品，法國還在日本訂購了12艘驅逐艦。隨著向協約國輸出軍需品及輕工業品的增加，以及擴大向美國的生絲出口，在1917年的時候，日本的出口商品價值總額便達到了10.88億日元，出超額達到了6.15億日元。

這樣百年不遇的好年景在器小易盈的日本導致了十足的經濟狂亂。在超額利潤的刺激下，日本的社會生產全面攀升。化學工業、輕工業、電力工業的產值普遍增加四至五倍甚至更多，鋼產量達到了近80萬噸，居世界第九位，船舶保有噸位達到近30萬噸，居世界第四位。日本的債權余額也達到了13.71億日元。日本國內大大小小的公司企業利用國家的優惠政策，很多在短時間裏都成為了巨富，社會上借用日本將棋的術語，稱這一現象為“成金”。

在這一戰時經濟的背景下，日本新設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股市投機亦呈現出了瘋狂態勢。全國各大企業的資本總利潤率由1914年的8.1%達到了20.9%，鋼鐵和輕工業等部門則達到了200%到300%的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大量的日本企業和個人懷著一夜暴富的投機冒險心情，趨之若鶩地投入到了這場“成金”的風潮之中。按照其所從事的職業不同，出現了“鐵成金”、“船成金”、“株（股票）成金”、“絲成金”等大大小小的富翁。

特別引人矚目的是，由於發了戰爭財，日本從傳統的債務國一下子變成了債權國，甚至是其恩主的債權國。在1916年7月，日本就曾借給英國5000萬美元用於償還對美債務，1917年又借給了英國1.5億美元，使英國得以在紐約外匯市場上維持英鎊的匯率。連傳統的世界頭號放債國法國，也在日本發行了7600萬金法郎的國債。而日本的外債由原來的19億日元降到了16億日元，對外的債權卻由8.1億日元猛增到了43.7億日元。哪怕是入侵中國的戰爭所耗費的巨額軍費，也沒有能夠改變日本債權國的地位。

聽到西原龜三這樣說，日本大藏大臣勝田主計點了點頭，說道：“這兩年國內景象極旺，由於年年都有巨額的貿易出超，同時在國際借貸方面，國內金融界出現了資金過剩局面，有巨額結算超收，積累了大量的硬幣，這就危害了外匯資金交流。長此放任下去，將使經濟嚴重失調，其結果難保不引起國民經濟前途堪憂的局面。”

“是這樣。”寺內正毅摸了摸光光的頭頂，說道，“為了解決國內過剩資金的出路，日本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加緊對外投資，二是贏利性的借貸。而對中國的這種借貸，我們以後不但可以算經濟帳，還可以算政治帳。”

“是的。”勝田主計也說道，“只要控制住了段祺瑞的皖系，就等於控制了中國政府。只要有一個親日的中國政府存在，西方列強也就說不出什麽來了。”

“其實我們的計劃在袁世凱剛剛稱帝的時候就應該啟動，只是因為大隈君的愚蠢，才葬送了最好的時機。”西原龜三嘆息了一聲，“大隈君不但沒有能夠讓中國陷入混亂狀態，反而招致了全體中國人的痛恨和西方列強的不滿。結果我們現在開展工作，阻力比以前要大得多。”

聽了西原龜三的話，寺內正毅和勝田主計也都跟著嘆息起來。

在中國進入“弘憲帝國”時代之後，日本吸取了上一次直接軍事入侵失敗的教訓，打出了一系列的“組合拳”，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資財，資助袁世凱的敵人，從革命黨到宗社黨，日本人一律給錢給槍，提供顧問。日本軍官在旅順和大連為蒙古叛亂武裝訓練士兵。在中國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組織地尋釁鬧事，用西原龜三在報告裏的話說，就是“猖狂已極”。

日本人的行動一開始算是達到了目的，袁世凱父子先後遇刺身亡，中國很快陷入了又一場內戰的混亂之中，但讓日本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場被日本人寄予厚望的戰爭卻根本沒有達到使中國陷入長期動蕩的效果。日本人當然明白，只要中國沒有陷入大的混亂當中，以當時日本的國力，是不大可能將中國一口吞下的。大隈內閣急於求成，四下點火的挑釁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普遍的惡感和敵視，不但中國民間對日本人的惡感陡然增加，中國社會的上層包括政界人士在內，對日本人的惡感更甚。連那些一向被認為屬於“親日派”的中國官員，如曹汝霖等人，也對日本表現出了敵意和警惕。在西原龜三第一次同曹汝霖見面進行會談的時候，曹汝霖就毫不掩飾對日本的惡感。連曹汝霖尚且如此，就更別說那些沒有日本背景的中國官員了。而西原龜三在到達北京之後，想要親自晉見段祺瑞，段祺瑞也一直拒絕接見。最後只見到了段祺瑞的兒子段宏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