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畫餅充饑終不再（第2/3頁）

但對於一些軍事觀察家們來說，這次輝煌的勝利也暴露出了協約國海軍在作戰、通訊和協同等方面的很多問題：由英美海軍軍官率領的中國海軍官兵雖然戰鬥意志高昂，表現出色，但因為缺少足夠的編隊作戰經驗，以及通訊方面的失誤，使這場海戰由預想的主力決戰變成了一場各自為戰的混戰，而混戰發生的地點又是礁石和水雷密布的赫爾戈蘭灣更進一步的增加了戰鬥的危險性。而日本艦隊的吝嗇和自私自利使得計劃中的支援兵力形同虛設，無形中增加了協約國艦隊的損失。

這次海戰的結果也證明，美國為中國戰列艦制造的406毫米艦炮在戰列艦之間的決戰中具有一錘定音的威力，中國大型快速戰列艦的壓倒優勢在此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充分證明了高速主力艦在前衛戰中的重大作用。中國輕巡洋艦配備的150毫米炮在輕巡洋艦之間的交戰中也占有上風，由此英國海軍後來更多的增加了輕巡洋艦上的6寸炮的比例。

對於“第二次赫爾戈蘭灣海戰”的意義，後世的史家鮮有評述，因為這場海戰無論從規模還是影響，都和日德蘭大海戰相差甚遠，但仍然有不少學者對這次海戰對歐亞政治格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且得出了很多啟示。

很多研究者們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海軍主力盡出，前往歐洲參戰，為中國後來成為巴黎和會“六大國”之一和同日本並列為亞洲兩大強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在遠東只剩下寥寥幾艘老式戰艦，面對神出鬼沒的德國襲擊艦，防禦方必須擁有足夠的巡邏艦只才能抵禦，而此時大英帝國海軍主力全都集中於本土，能夠用於攔截德國襲擊艦的艦艇很少，結果使海上航線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為了安撫暴跳如雷的英國商會和議會黨派，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向英國公眾保證，英國在遠東的盟友日本會彌補這個戰略缺口。然而面對企圖獨霸亞洲的日本盟友，英國內閣就是否邀請日本海軍協助護航產生分歧。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就曾直言不諱的說：“不能讓日本海軍參加進來，因為日本的野心很大，它不僅要吃掉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還想把所有歐洲國家的勢力趕出亞洲並取而代之。”

對於是否邀請日本參戰，英國人一直舉棋不定。但從1914年底開始，隨著德國海軍加強襲擊行動，特別是逐步推行“無限制潛艇戰”，處境異常困難的英國不得不改變初衷，央求日本參與協約國海軍的護航行動。不料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卻擺起了架子，拖延出兵歐洲的決定。到了1916年，德國海軍采取新戰術，讓潛艇在一系列協約國港口外秘密布雷，導致大量協約國商船沉沒。當年2月，英國政府再次向日本發出正式求援，日本人這才派了一支驅逐艦隊前往新加坡，負責守衛重要的馬六甲海峽。至1917年初，德國“無限制潛艇戰”日益猖狂，英國商船的建造速度都趕不上被擊沉的速度。為挽救危局，英國直截了當地希望日本派軍艦參與印度洋和地中海水域的護航任務。面對英國的急切求助，日本人卻把價碼擡得更高了，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寺內正毅不僅要求英國在未來戰勝德國後完全承認日本在太平洋島嶼上攫取的既得利益和在中國的“特殊利益和地位”，同時還要英國在未來重建的國際關系中支持日本的大國地位。

英國人對於日本人的獅子大開口感到越來越難以忍受，而日本入侵中國的失敗使得英國人對日本軍隊的戰鬥力產生了懷疑。而中國成功戰勝日本的侵略使英國朝野不少人改變了對中國軍隊的看法。英國政府為了換取中國派出海陸軍支援歐洲戰場，在私下向袁世凱的中華帝國政府開出了“外交支票”，答應在世界大戰結束後協助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全部主權。事實上，英國拉攏中國參戰的條件和盟友日本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但經過仔細權衡利弊，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最終選擇倒向中國，這為後來日本在1922年巴黎和會上的“外交總失敗”埋下了伏筆。

盡管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滿意答復，出於對戰後日本利益的考慮，日本政府還是決定參戰。1917年3月，日本正式向歐洲派遣了第一支艦隊。這支規模不大的艦隊穿過印度洋，於4月4日到達亞丁灣，先在該水域護送法國商船轉運中國陸軍士兵到非洲吉布提登陸，然後繼續北上。到5月初，日本海軍的護航艦隊抵達英國統治下的地中海要塞馬耳他，並以此為基地，保護協約國通往法國馬賽、意大利塔蘭托和埃及各港口的交通線。

在日本艦隊到達馬耳他的時候，恰好是協約國在地中海性命攸關的時候，當時協約國商船的損失量已經達到創紀錄的300余萬噸，僅1917年4月就損失了21.8萬噸。英國人甚至考慮放棄地中海航線，日本艦隊的到來，無疑是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