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4章 平衡的兩端

“這漢朝雖然繼承了雍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幾乎原模原樣地繼承。但或許是因為漢的王室出身低賤，故而很清楚要如何收買百姓之心，雖然律法裏也規定有功受賞，有罪受罰，但漢卻開放了昭襄王寧願餓死百姓也不願意開放的苑林，讓農夫開墾土地耕種莊稼，為此獲得了都城百姓的贊譽，漢王室在民間積累的人心，由此而始。”

“不但如此，漢的第三位君主文王劉恒，還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減嗜欲，不受獻，不誅亡罪。通過這種種手段，繼續收買人心，以至於短短數十年間，漢室在民間的威望已經牢不可破，哪怕後世子孫如何敗德，都維系了四百余年，甚至能在被權臣篡奪之後再度興起，這固然有形勢的原因，但也是因為天下思漢，不忘其德。”

趙無恤以漢文帝為例子，講述君主如何通過施得，讓自己看起來有人情味，從而收買人心。

“作為君主，維護律法固然重要，但千萬不能徹底站到法理一頭，將自己與律法等同，而摒棄了一切人情，從而失去了民心。”

秦的亡，一定程度上是歷代國君都是死腦筋，過於注重法，卻忘記了必須與法結合的術、勢。昭襄王和他的後代們這種薄恩寡幸的做派，親手把自己推到了百姓的對立面，到秦始皇時更是登峰造極。隨著天下一統，促使軍功貴族進取的渠道也沒了，純粹的霸道終究無法長治久安，這時候不知變更制度，而是變本加厲地嚴刑峻法，用這種態度去追求萬世之治，無疑是緣木求魚。漸漸地，百姓痛恨的不再是一兩個地方酷吏，而是這法律本身，乃至於成了法律化身的皇帝，當“誅暴秦”的口號被喊出來時，這個政權距離完蛋就不遠了。

漢建立之後，改變了秦朝的“純法”政治，一方面強調法在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王朝統治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十分強調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力圖以“父子、夫婦、尊卑”的血緣關系作為皇帝“家天下”的現實基礎，在平息民間矛盾，維護等級秩序上是十分有用的。

趙恒有些頓悟，問道：“父親的意思是，在律法與輿論有沖突時，應該站在民情一邊？”

“也不是。”

趙無恤繼續說道：“雖然比起雍來說，漢的統治算是長治久安，但與此同時，官府也深受民間復仇的困擾。本來在雍時，推行律法，民間私鬥杜絕，但隨著雍的滅亡，法紀松弛，復仇之風再度擡頭。漢建立前的混戰時代，有一個叫欒布的北方人為父報仇殺了仇家，竟被當地人視為英雄，推薦其為都尉。”

“漢建立後，以孝治天下，面對每年大量發生的私人復仇，一直順應民情，將本該處死的復仇者予以寬宥，甚至無罪釋放，地方上更是對復仇者加以表彰頌揚。長此以往，限制復仇的律法便成了一紙空文，官吏們也漸漸忘了律法的莊嚴，轉而用翻閱古書，靠上面的章節條文來斷案，這樣做倒是顧及民情了，但卻讓國法敗壞，綱紀松弛，民間任俠橫行，豪強並生，甚至開始與官府對抗，王朝的指令，漸漸難以下達郡縣了……”

與秦相反，武帝以後，尤其是東漢時期，這種儒家獨大後淩駕於國法之上的“春秋決獄”，給漢法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對地方豪強勢力的崛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趙恒已經不點自通了，說道：“看來，這又是重禮忘法走到極端的弊病。”

“然。”

在變相地講述完秦、漢兩代對待法理人情的教訓後，趙無恤走到那翹板前，踩著中間的平衡點，對趙恒說道：“是故若想要長治久安，且不會喪失中央的權威，君主的位置，永遠應該在這裏。法理與民情的兩端，為君者不能公然站在任何一頭，而是應該做法理和民情的仲裁者，保持平衡！”

“一方面要堅決地維護律法，人與人之間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重視私利，此外就是愛自己的親人，關系的親疏和對私利的爭奪必定讓人產生矛盾，由此就有了了爭鬥和混亂。當今的趙國，人口眾多，僅靠古時的禮樂、道德無法維系穩固，為此需要通過制定法令確定財物、土地的歸屬，這就是定分；此外，民眾為了爭奪利益而出現奸邪仇殺，也需要律法對其加以懲戒，這就是立禁。定分立禁，方能使整個邦國，數十個民俗風情不同的郡捆綁到一起，凡事皆有準則，利出一孔，隨著國君的意志而行動，如此方能強國富邦，兼並天下。”

“另一方面，雖說律法是為了維護君主的統治，但君主大可不必親自去實行。嚴肅律法，在百姓面前扮演不近人情的角色，是理官士師們做的事，為君者應當把自己抽離，支持律法，看上去又高於律法。讓百姓覺得，就算法是惡法，吏是酷吏，但他們卻能相信，國君是重人情的，會為他們主持公道，這就是老子所說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