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蠶繭 兩岸恩怨

山西省運城市東北二十來公裏的夏縣西陰村，原是一個偏僻的村落，卻因李濟1926年的一次考古發掘而馳譽全國。李濟與同伴袁復禮經過一個半月的辛苦發掘，終於認定這個西陰村遺址是屬於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的遺址，遺存中未見金屬器具，卻在眾多陶片與石器遺物中找到半個蠶繭，上面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後經專家鑒定，那半個蠶繭是一種家蠶的繭。這半個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蠶繭，卻因意識形態的爭端，幾十年來聚訟不已。

1927年年初，清華國學研究院考古學講師李濟和北大地質學教授袁復禮組織人將西陰村發掘出土的器物裝了七十余箱，經過了艱難的長途運輸，終於平安運回北京。1月10日夜，清華國學研究院召開歡迎會，教務長梅貽琦，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及全體助教、研究生與會。李濟先介紹發掘西陰村遺址的情況，袁復禮插話補充，隨即展示實物——

助教王庸端著一盒子遺物上來，其中有被割裂過的半個蠶繭。同學都伸長了脖子看。有人說我不相信年代那麽久還是這樣白（實際是用棉襯著）；有人說既然是新石器時期的遺物，究竟用什麽工具割它？靜安先生說，那時候未始沒有金屬工具。（他）同時提到加拿大人明義士的話說：“牛骨、龜甲是用耗子牙齒刻的。”李老師拿出一塊仿佛石英一樣的石片，說這種石頭是可以刻［割］的……1

李濟在1927年發表的正式發掘報告中寫道：

我們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這繭殼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麽必不是蠶繭的證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後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2

劉崇樂是著名的昆蟲學家，他對蠶繭的鑒定，應該具有權威性。但科學必須經過反復驗證。於是，李濟1928年重訪美國時，又特意將這個標本帶去，求助華盛頓的史密森研究院。那裏的博物家幫他鑒定出這個繭殼是屬於家蠶（Bombyxmori）的老祖先的繭殼。李濟在後來的論著中，如《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1954年）、《安陽》英文本（1977年）、《殷文化的淵源及其演變》（1981年）等，都謹慎地提到過“半個蠶繭”這件事，但只作了幾點推論，提出了思考方向，未作肯定的結論。

那半個繭殼先由清華的考古陳列室保存，後隨李濟工作的變動移交中研院史語所，後又歸中博院保管，1948年遷台後並入台北故宮博物院存藏。故宮十分精心，唯恐陳列展覽對原物有損，幾十年一直將其存放在恒溫、恒濕、恒光的庫內，平時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

1925—1926年，山西西陰村的發掘。

“半個蠶繭”面世後，盡管有不同的學術爭論，但多是對蠶繭本身的見仁見智，還沒有人對其真偽產生過懷疑。

西陰村發掘是我國自主進行的首次考古發掘，主持人李濟是位嚴肅正直的學者。徐志摩1920年在美國留學時，曾在信中評價他：“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直道而行，一絲不苟，是李濟為人為學的一貫品質。他提出：“科學的田野考古工作……絕不是一種業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辦到的……現代科學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標準，提高到與實驗室工作的標準同等的一種應有的步驟。”錯誤的觀察或不經心的記錄一旦滲入報告，“嚴重的後果就是謬種流傳，無形中構成這學業前進的一大障礙。”1979年李濟去世後，張光直在悼詞中寫道：“他的每一個學術論斷都是建立在許多堅實可靠的事實之上的。”“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的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範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

李濟自1928年起擔任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與中博院主任。他培養造就了一個學風優良、工作踏實的考古學團體。夏鼐就是李濟最器重的弟子。

夏鼐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他原打算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8月他在清華研究院入學考試中，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勝出；10月2日，留美考試放榜，他又以絕對優勢的成績榮登榜首。然而，當年留美考試規定的專業是“考古學門”。他當天在《日記》中記道：“……自己本來預備弄的是中國近世史，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學，這樣便要改變我整個一生的計劃，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改變，我並沒有預料到，我有些仿徨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