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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朱謙告急的本章到達禦前，景泰帝命兵部會同諸營，共舉將才，大家一致推舉範廣。及至領兵到達宣化，脫脫不花已經退去；於謙命範廣駐軍居庸關，把守京師的大門。

不過邊關守將，忠勇奮發，一意堅守的，固然不少；而懦弱怯敵，只望求和的也不是沒有，而且這類人還漸漸在增加，鬥志消沉，最為可慮，於謙決定找機會糾正頹風。

有個大同參將許貴，勛臣之後，上了一道奏章，說也先派了三個人到大同，要求朝廷遣使講和。許貴建議，朝廷應該遣使，而且多賜金帛，以為安撫，然後徐圖討伐之計。

這給了於謙一個機會，當廷議時，他說：「以前並不是不遣使，每一次都是無功而返，有時還會在無形中成了也先的嚮導。也先之仇，不共戴天，就理而言，無講和之理；就事勢而言，講和以後，也先需索無度，從則自損國力，不從則必生變，不如置之不理，最為上策。許貴勛臣後裔，萎靡懦怯如此，可斬！」

說「可斬」，並未真個奏請處斬。但只要他有這句話，影響就很大了。因為遠近皆知，於謙得君甚專，興安及金英，亦是全力支持，或戰或和，完全由他作主。他的態度既表現得如此堅決，邊關守將就沒有人再敢主和，亦沒有人再敢鬆弛戰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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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中，於謙在軍制上作了一個重大的改革。原來明太祖力戰經營，以武功定天下，仿照唐朝的府兵制度，普遍設立「衛所」，計口授田，農忙耕種，農餘訓練。遇到征伐，臨時選將充總兵官，調衛所兵編組營伍。任務完成後，總兵官繳上印信，士兵各歸衛所。由於兵是兵、將是將，所以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如果調來的兵訓練嚴格，而總兵官深諳將略，駕馭得宜，當然就打勝仗，否則就很難說了。

衛所常備兵以外，還有「京營」，每年輪調近畿、山東、河南、大寧各衛所的勁卒，隸屬京營，稱為「番上」。京營原來只有一個大營，名為「五軍營」；永樂年間得邊外降卒三千人，驃悍可用，特立一營，即名「三千營」；以後征交趾得神機槍炮的製法，因而又立「神機營」。五軍、三千、神機，合稱「京軍三大營」，總人數由二十萬擴充至四十餘萬。

但承平日久，不能無老弱，而且勛臣貴戚，往往借擢京營兵去服勞役，訓練懈怠，士氣不振，因而才會有「土木之難」。於謙奏言「兵冗不練，遇敵輒敗，徒耗官米」，提出整頓的辦法：就三大營中挑選精銳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一萬五千人，由都督率領，名為「團營」；團營以下為「小營」，每營五千人，由都指揮使率領。此十五萬人，每日下操，名為「團操」。挑剩下來的，仍歸三大營，名為「老營」。

景泰帝一如於謙所奏，並派他為「團營總督」；下設三名總兵官，由於謙提名石亨、楊洪、柳溥充任。監軍照例派太監，一個是曹吉祥，一個是劉永誠。

邊將固守，團營勤練，也先知道想再像從前那樣，往來縱橫，進退自如，是不可能的事了。既然如此，不如真心議和，起碼每年朝貢獲得賞賜，附帶還可以做一筆好生意，比較實惠。

於是這年六月間，也先復又正式遣使，要求議和，保證一定會送還太上皇。景泰帝交禮部議奏，久而不決，自然是由於景泰帝不願意上皇回來之故。

於是，四朝元老的吏部尚書王直，會同群臣上奏，也先既然悔悟，願送上皇回國，這是轉禍為福的契機，請皇帝俯從其請，遣使回報，察其誠偽，加以安撫，奉上皇歸來，庶幾稍慰祖宗之心。又說「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蒞天下事，陛下崇奉安居，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為古今盛事。」

景泰帝得奏，派興安答覆王直：「你們的話說得很對，不過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領。這回假使以送駕為名，來犯京師，豈非又苦了百姓。你們再好好議。」

議到七月裏，尚無結果，也先倒又派了五名瓦剌國的大臣，到京請和。這回，禮部尚書胡濙一個人上奏，說應該奉迎上皇。景泰帝仍舊不允，第二天禦文華殿，召見文武大臣。

「朝廷因為通和壞事，非跟也先斷絕往來不可，而你們屢次有不同的意見，是何道理？」

奏對的自然是王直，他大聲說道：「上皇蒙塵，理當奉迎歸國。請陛下務必遣使，今日不遣，他日後悔。」

景泰帝大為不悅。「我不是貪戀這個位子。」他指著寶座說，「是你們一定要把我撳下來坐在這裏，現在又嚕哩嚕囌，我真不懂你們是甚麼心理？」

群臣看他臉色很難看，不敢作聲。於謙卻很瞭解，景泰帝患得患失，總以為大家要迎上皇回來，意在復位，因而從班次閃出來勸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