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卷 帝國崛起 第五章 誰是贏家(第4/7頁)

諸縱橫家聞言大喜,他們雖然得不到一個治國大理論的地位,但從九卿(現在是十卿了)中劃去一塊地盤也是相當不錯了,連忙拜謝道:“臣等謝過陛下!”

扶蘇又看了看韓信等道:“至於兵家,則又是諸般學說中的一個特例。特就特在兵家之源遠流長,甚至可比黃老之學更加久遠,因為有人始就開始有戰爭,就戰爭就開始有兵學,所以論資歷,諸派中當以兵家為長,而且其完善程度也是各派所不及。

但是兵家學說只適合治軍,不適合治國,所以故只能如墨門、縱橫家一樣取朝中三公之太尉府治之!由於兵家之學派發展得已經非常完善,朕在歷年征戰中又多加改制,所以一切按照舊例,暫無變化!

不過,鑒於兵家護國保民的特殊地位,朕亦送兵家一句話以資嘉勉‘兵者,國之利器,上護國家,下佑黎民,不可不精也’!希望諸將記住這句話,用以自勉!”

“謝陛下,臣等謹記!”韓信等見扶蘇如此看重兵家,也是十分高興!

扶蘇又看了看儒、道、法三家,這三家見墨門、縱橫家、兵家都有了一塊地盤,心癢難耐,都巴巴地望著自己,便笑道:“儒、道、法做為三門具有全局性的治國之學,各有其優劣之處,朕便一起評論一下。

道家講究道法自然,一切順應天意,與世無爭,治世無為。依朕看來,道家有他的優點:不擾民、不虐民,限制君權、愛護百姓;而且道家講究對自然的保護,多有對天地間哲理的精確闡述,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亦有權謀之語,如: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等等,都可謂至理明言,頗有可取之處!

但是道學多有消極之處,如治世之無為:一個國家每當從戰爭中興起時,治世之無為可解一時之困,比如現在就應該實行無為而治。但是如果永遠以無為之治治國,那國家必然孱弱,必受外族之欺,所以無為而治,非不可行,但非永遠可行!

另道家言:民不可使知之,更是謬論,若百姓皆愚昧,那和草原蠻夷有何區別!?還憑什麽說我華夏為中央帝國!?朕看亦和蠻夷差不多嗎!說這話者,皆當百姓為傻瓜,但朕要說的是: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百姓是傻瓜的人,他自己就是傻瓜。夏桀當百姓是傻子,結果被百姓推翻了;商紂當百姓是傻子,也被推翻了,這就是血淋淋的教訓!

另道家還言:國不可尚賢,還有什麽‘禮是道之皮,亂之首’,更為荒謬!國家不用賢才,如何會使百姓幸福、國家強盛!?若無禮儀,我華夏如何稱得天朝,豈非與蠻夷無二!?若無禮儀,又如何使國家有序運轉!?

很多很多地方,道家的理論都是錯誤的,所以用道學制國,大謬也!”

說完,扶蘇看了看道家的眾學者,個個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想辯又不敢辯,而儒家和法家的學者則個個一副竊喜的模樣!扶蘇心中暗笑,繼續道:“再說儒學。經過數百年來的發展和完善,朕不能不說儒學已經比道學更完善,而且更有進步之意義。

它的優點有:儒家重禮,講究六德、六行、六藝:六德者,智、仁、聖、義、中、和,此為普遍之德,無對象;六行者,孝、友、睦、姻、任、恤,此為各別之行,有對象(如孝對父母、友對兄弟、睦姻對戚黨、任恤對他人);六藝者,禮、樂、射、禦、書、數,皆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如此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這樣的人才能夠說是真正的人才,而且講究禮儀也可以使國家更有秩序,使君臣更像君臣,有利國家的長久穩定。

另外,儒家重教育,講究傳承的完整性,在坐諸儒家學者,幾乎都是弟子數百之一方賢師,不可不敬!一個國家,如何為本,朕要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做為最重視將學術流傳下去的一個門派,儒學的生命力之強可與兵家相提並論!而且一個國家要發展,就必須要有大批的人才,這人才從哪裏來,就是要靠教育而來,所以朕日思夜想之後才有‘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八個字的心得!

還有,儒家尚究尚古、忠孝、遵師,還有遵王攘夷等,這也有利於百姓們的思想統一、便於管理,更有利於一個統一的、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大秦帝國的誕生。日後,就算我們秦國覆沒了,只要有儒學在,我們華夏民族仍可頑強地傳揚下去,而不會變得四分五裂,甚至從世上消失!

但是儒學的弊端也是十分明顯的,就是迂腐!萬事皆重禮儀,這個國家就會變得古板而無創新力,凡事不思進取,只求合乎禮儀,於是,就會出現一個很驚人的惡果,就是:當儒學發展到極致的時候,那時中國也許很富裕,百姓也許很幸福,但是整個國家卻會顯得文弱不堪,那樣中國就將淪為異族砧板上的一塊鮮血,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