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階級

古代部族之間，互相爭鬥；勝者把敗者作為俘虜，使之從事於勞役，是為奴隸；其但收取其賦稅的，則為農奴；已見上章。古代奴婢之數，似乎並不甚多，見下。最嚴重的問題，倒在征服者和農奴之間。國人和野人，這兩個名詞，我們在古書上遇見時，似不覺其間有何嚴重的區別。其實兩者之間，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關系的。不過其時代較早，古書上的遺跡，不甚顯著，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覺得其嚴重罷了。所謂國人，其初當系征服之族，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野人則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從事於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險之處。國內行畦田，國外行井田。（二）國人充任正式軍隊，野人則否。參看第八、第九、第十四三章自明。上章所講大詢於眾庶之法，限於鄉大夫之屬。鄉是王城以外之地，鄉人即所謂國人。厲王的被逐，《國語》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則參與國政，和起而為反抗舉動的，都是國人。若野人，則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頌德，繈負而歸之；有行暴政之君，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在可能範圍之內逃亡而已。所以一個國家，其初立國的基本，實在是靠國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國人和野人之間，其初當有一個很嚴的界限；彼此之間，還當有很深的仇恨。後來此等界限，如何消滅？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約因：（一）距離戰爭的年代遠了，舊事漸被遺忘。（二）國人移居於野，野人亦有移居於國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脧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經濟上國人富裕而野人貧窮；又都邑多為工商及往來之人所聚會，在交通上，國人頻繁而野人閉塞；所以國人的性質較文，野人的性質較質。然到後來，各地方逐漸發達，其性質，亦變而相近了。再到後來，（四）選舉的權利，（五）兵役的義務，亦漸擴充推廣，而及於野人，則國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無甚區別，其畛域就全化除了。參看第七第九兩章自明。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可說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於職業上的區別，則已帶著經濟上的原因了。古代職業的區別，是為士、農、工、商。士是戰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稱，可見古代的用人，專在戰士中拔擢。至於工商，則專從事於生業。充當戰士的人，雖不能全不務農，但有種專務耕種的農民，卻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鄉和工商之鄉。見《小匡篇》。《左氏》宣公十二年說，楚國之法，“荊屍而舉，荊屍，該是一種組織軍隊的法令。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有些人誤以為古代是全國皆兵，實在是錯誤的，參看第九章自明。士和卿大夫，本來該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權和軍權，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論什麽職業，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說：“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當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間，自然生出嚴重的區別來，農、工、商更不必說了。此等階級，如何破壞呢？其在經濟上，要維持此等階級，必須能維持嚴密的職業組織。如欲使農之子恒為農，則井田制度，必須維持。欲使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則工官和公家對於商業的管理規則，亦必須維持。然到後來，這種制度，都破壞了。農人要種田，你沒有田給他種，豈能不許他從事別種職業？工官制度破壞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給民用，民間有從事制造的人，你豈能禁止他？尤其是經濟進步，交換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間買賣的人，又豈能加以禁止？私產制度既興，獲利的機會無限，人之趨利，如水就下，舊制度都成為新發展的障礙了，古代由社會制定的職業組織，如何能不破壞呢？在政治上：則因（一）貴族的驕淫矜誇，自趨滅亡，而不得不任用遊士。參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間，互相爭奪，敗國亡家之事，史不絕書。一國敗，則與此諸侯有關之人，都夷為平民。一家亡，則與此大夫有關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階級，並未像喀斯德（caste）這樣的嚴峻，彼此不許通婚。譬如《左氏》定公九年，載齊侯攻晉夷儀，有一個戰士，喚做敝無存，他的父親，要替他娶親，他就辭謝，說：“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國的兩個世卿之家。可見貴族與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會地位的變動，自然也容易了。這都是古代階級所以漸次破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