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官吏

在北美，即便是受過教育的人，對中國歷史的了解也基本上一無所知。這種情況可以理解。通常，好奇心和目的性極強的外國人，會被一連串陌生的中國朝代名稱弄得暈頭轉向。那些朝代上下延續了兩千多年，其中又分散著眾多都城。盡管如此，中國的一些基本情況，仍在西方得到了普及：中國被一條長城圍起，在它饋贈世界的禮物中（並未完全得到公認），有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運河與水閘、火藥與飛彈、瓷器與絲綢、針灸與草藥療法等，大概還有面條。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國人的發明同樣經久不衰，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卻很少被人提及。1000多年前，中國發明了精英統治制度，（在理論上）通過公正考試，選拔社會精英人才。我們在本章關注的，就是那種制度獨特的近代產物——清朝官吏中的改革派端方，以及中國清朝末年其他主要革新派政治家。端方也是一位特別有見識的收藏家，在確立中國古代青銅器審美價值方面，他的貢獻超過了其他任何人。端方屬於中國最後一批文官，他們的選拔，大多經歷了一套復雜的考試制度。那種制度逐漸演變成“一套以上層社會生活為中心的龐大復雜體系”，並在宋代（960—1279）得到了完善。哈佛大學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認為，宋代是“中國最偉大的歷史時期”。

科舉考試之於中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與今日美國高中生參加“學術能力評估測驗”無異。那是一種全國範圍的文官錄用制度，（至少在理論上）使聰明的男生得以跨越社會階層的屏障。宋代期間，科舉考試正式成形。那時，中國已發明了印刷書籍，並廣為傳播。學生們參加鄉試、省試，最後是殿試。“主考官不得不采取預防措施，防止作弊。”費正清寫道，“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在考場門口對考生搜身，在試卷上以編號取代姓名，重抄試卷以防判卷人認出考生字跡等。”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是進士，意為“通過殿試的學者”（大致類似於美國“常春藤盟校”的最優等生），確保了其在政府部門獲得一個高官地位。科舉每三年舉辦一次，殿試進行三天兩夜。其間，每位考生與世隔絕，撰寫“八股文”，展示其熟練運用儒家經典的能力。科舉打分十分嚴格，通過考試的考生比例僅占5%。

然而，在現實中，由於現任官員也是對後代進行儒家經典教育的專家，熟悉這些經典才能進入大名鼎鼎的國子監，因此考試制度基本上維持了一個世襲統治階層。國子監與法國的“名牌大學”如出一轍，那裏的學生多數來自特權家庭，為獲得“清朝頂戴”相互競爭。無論其缺點多麽顯而易見，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一直延續到1905年才戛然而止。那時，清朝統治危機四伏。他們擯棄了傳統考試，指出那種強調古代經典、忽視科學的考試題目已經不合時宜。此後，學生們要麽在中國新創建的學校就讀，要麽出國學習。

封建制度產生的自相矛盾在清朝官員端方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他是一位失敗的改革派，在瀕於垮塌的清王朝供職的結果極為悲慘。2008年，張珺撰寫了有關端方傳記的論文《滿族蜘蛛》，稱端方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網絡構建大師。據張珺研究，雖然端方的種族淵源至今仍含糊不清，他的家族，則屬於少數民族統治者滿族的權貴階層。端方的父親曾是傑出的地方法官，叔叔桂清中過進士，曾擔任過皇帝的老師太傅一職。資深學者托馬·勞頓等人，斷言端方的祖先是漢族人，在明代末期，投奔了處於優勢地位的滿洲人，將其“陶”姓“歸化為”滿族氏族姓名“托忒克氏”，從而使家族男性納入清朝八旗之一的正白旗。清朝的那種軍事單位一律由純粹或公認的滿族構成。

不管端方祖先的身份如何，在那個混亂時期，他毫無疑問地成了一名遭到流放的官員。1882年，端方通過省試後成了舉人，意為“被推薦者”，在地方上做了官。義和團運動的1899年至1900年，他官至陜西代理巡撫。在令人傷透腦筋的危急時刻，端方成功保護了當地和其他省份逃亡的傳教士，對來自北京的命令置之不理。西方領導的聯軍對北京發動猛攻，對義和團大開殺戒，卻任由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及其朝廷官員逃至陜西。他們希望能夠在著名古都西安找到庇護。此時，端方見風使舵的本領展露無遺。當慈禧太後一行灰頭土臉來到陜西邊界的黃河邊時，張珺對迎駕場面進行了以下描述：

三艘大船披掛綾羅綢緞，載著慈禧太後一行渡河。抵達對岸下船時，成千上萬的陜西百姓口中歡呼“皇帝萬壽無疆”，熱烈歡迎慈禧和光緒皇帝。作為陜西代理巡撫和按察使的端方，把所有迎駕活動安排得一絲不苟。然後，他引導慈禧太後到達西安一處臨時住處，那裏已被捯飭得像一座微縮紫禁城。緊接著舉辦了奢華的宮廷風格晚宴。從北京到西安逃竄數月之後，在慈禧及其朝廷官員看來，陜西一派祥和，似乎是一塊天賜之地。朝廷最終決定在西安安頓下來，在那裏停留了近一年，到1901年10月6日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