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德國人和戰爭與和平中的大屠殺（第2/21頁）

保守而言，這包括大約10萬人，也許至多25萬人。無論人數是多少，沒有人確切地知道這個數字，因此合乎情理的是：有太多的人不可能對如此規模的罪行守口如瓶。確實正如上面所顯示的，無數的士兵離開東部前線，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皮夾子裏攜帶了殘暴行為的照片，並且告知親人的事情又被親人告訴了別人。在東部前線有關大規模槍殺的信息很快流傳了出去，到1942年已廣為人知。納粹的宣傳——假如得到合適的解析和評估的話——無疑讓公眾感到可怕的復仇正降臨到猶太人身上。當然，戰爭切斷了德國人的大多數國外信息來源，使得他們更多地依賴於納粹的宣傳，另外，大屠殺發生在東部前線，因此對於大多數德國人來說，超出了視線和關心。但是，德國人非常清楚猶太人受到他們政府多麽殘酷的待遇，他們不可能忘記在光天化日下，在數十萬德國人眼皮下進行的對整個德國猶太人的驅逐。根據勞倫斯· 斯托克斯的評估，大多數反猶太人的恐怖行為被德國民眾廣泛知曉。畢竟來自帝國和歐洲各地無盡的列車充塞了饑渴、垂死的猶太人，車頭向東行駛，這幾乎是無法隱藏的。

盡管嚴格保密的大幕覆蓋在大規模殺戮和毒氣殺人之上，同時可以確信納粹領導人相信德國民眾不會情願接受這一罪行，但事實證明長期隱藏這一罪行和它的恐怖是不可能的。反對希特勒的德國領導人在1941年夏季知道了這些殘暴行為，他們在毒氣殺人剛一開始就得到了這一信息。這一點對於波蘭地下力量的領導人來說也同樣是真實的。領導人之一揚· 卡爾斯基前往英國，然後去美國警告西方的領導人，其中包括安東尼· 艾登和富蘭克林· D.羅斯福。當卡爾斯基告訴他們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被德國人毒氣殺死之時，沒有人相信；事實上，最高法院法官費利克斯· 法蘭克福特難以置信地聽取了卡爾斯基的故事，然後坦率地告訴他：“卡爾斯基先生，像我這樣的人和像你這樣的人談話必須完全坦誠。因此，我說我不能相信你。”卡爾斯基只是許多大屠殺的見證者之一，他們試圖竭力告訴世界其余地方他所看見的東西。正如上述所提及的，庫爾特· 格施泰因是另一位信息通報者，他帶來了可怕的猶太人被滅絕的新聞；死亡營的越獄者也將同樣的新聞告訴了波蘭地下組織、梵蒂岡和西方列強。

但是，有多少這樣的信息傳達到了德國公眾那裏？根據伊恩· 克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公共輿論的詳盡分析，猶太人問題“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說幾乎沒有什麽興趣”。似乎只有到謠言流行起來的時候，德國人才注意到猶太人問題。這個謠言就是，恐怖的空襲是對德國人在東部前線殘暴對待猶太人的報復。許多人感到害怕的是：因為猶太人在東歐所受到的待遇，得到同盟國政府支持的他們可能發泄可怕的復仇。一位德國的神職人員說：政府有關蘇聯在卡廷殘暴行為的報道，並不能給黨衛隊對猶太人犯下的同樣殘暴行為的事實塗上光澤。在卡廷，共產主義分子對一萬多波蘭軍官進行了大屠殺。這位神甫警告道：“黨衛隊給予猶太人可怕且非人道的待遇就是召喚上帝懲罰德國人。假如這些殺戮者沒有帶來對我們痛苦的復仇，那麽就不再存在神聖的正義。德國民眾對自己犯下了如此血腥的罪惡，以致不能得到憐憫和寬恕。”正如克肖所指出的，有關德國人對猶太人殘暴行為的這些評論，完全指向特別行動隊大規模的射殺。細查大量當代資料，克肖沒有發現對毒氣殺人的任何提及，同時也沒有波蘭集中營的任何參考資料。

為了反擊有關滅絕猶太人的謠言，納粹領導層散布了模棱兩可且經常相互沖突的信息。一方面，納粹的宣傳證明迫害猶太人是合理的，因為猶太人發起了針對德國士兵的遊擊戰，和德國的敵人聯合在一起實施著廣泛的破壞和戰鬥；另一方面，猶太人被斷言有罪，就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但是在戰爭期間，大眾宣傳的主題把猶太人描繪為戰爭的煽動者，以及致命的軍事對手。猶太人是戰爭販子這一主題定期地出現在德國的報刊上，並證明了這個政權不間斷地需要把注意力從軍事失敗中轉移出來，同時只是間接地證明對猶太人的所作所為是合理的。這個政權陷入了它自己謊言的網絡當中，它從來沒有公開地坦白對猶太人真正的所作所為，除了一次是戈培爾在《帝國》雜志（1941年11月16日）發表了他臭名昭著的文章《猶太人是有罪的》。戈培爾在其中宣稱猶太人對發起這場戰爭負責，並且現在“要忍受逐步滅絕進程的痛苦”，正如1939年1月30日元首的預言所預先告知的那樣。這個宣傳部長堅持認為，對猶太人無需顯示任何同情，因為他們正在破壞這個帝國。他說每個死於這場戰爭的士兵將自動地登記在“猶太人罪惡的賬目表上”。顯示出些微程度憐憫的德國人都是玩忽責任，明顯是在對國家犯罪。《帝國》雜志有50萬的發行量，對有教養的讀者群很有吸引力。但是，戈培爾的觀點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石頭地上，在當時完全被忽視。事實上，這個宣傳部長著名的坦誠之言，也被戰後的歷史學家所忽視，包括格拉爾德· 賴特林格和勞爾· 希爾貝格，他們是第一批記錄納粹種族滅絕的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