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連三月（1937年7月~10月） 廬山召集令

前面我們說過，七七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一是搞軍官訓練團，二是跟中共代表周恩來就兩黨合作和紅軍改編問題進行談判，三是籌備全國各界人士談話會。

訓練團前身的全稱是“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是個短期輪訓機構。1933年成立時，目的是對付紅軍。跟紅軍打時，國軍老吃虧，動不動就被反圍剿成功，蔣介石急得滿頭大汗，最後他發現，除了士兵軍事素養差以外，軍官的戰術指揮能力也很成問題，就這個水平，圍剿紅軍先不說，即使想跟日軍打，怎麽打？問題怎麽解決呢？讓他們到軍校回爐？來不及。

有人給蔣介石出主意：不如辦班。

辦班？出主意的是蔣介石的智囊、“黃埔三傑”之一的賀衷寒（黃埔軍校1期，湖南嶽陽人），也有人說是當時的首席軍師楊永泰。不管是誰，總之軍官訓練班辦起來了。搞政訓起家的賀衷寒說了句叫蔣很中意的話：要是辦班的話，不僅可以提高軍官的指揮能力，還能凝聚他們的精神。

軍人的政治信念和精神意志一直都是蔣介石很在乎的。

這個訓練團，主要訓練團以下軍官，對造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還真起了不小作用。紅軍向陜北轉移後，訓練團改了名，參加人員變成了團以上高級軍官，訓練針對的目標，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日軍。

蔣介石非常重視這個訓練團，親自當團長，副團長包括何應欽、白崇禧、陳誠等要人，陳誠又兼了教育長。

北平事變爆發時，訓練團第1期剛開班。

蔣介石在廬山抓的另一件事是全國各界人士談話會。

進入1937年，中日開打已不可避免，原因極簡單：日本沒滿足，中國又沒法叫它滿足。雖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跟中共的談判也進行著，但如果真要面對一場不知道多少年能打完的戰爭，他蔣介石也真得掂量掂量。

全國各界到底是一個什麽想法？

蔣介石搞全國各界人士談話會，為的就是探一下大家的口風，好讓自己心裏有底。

蔣介石叫此時已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的張群代表政府，向全國各黨派領袖（不包括共產黨，跟中共的談判將單獨進行）和學界名流發帖子，召集大家上廬山開談話會，並定了個調子：開誠布公，別玩虛的，都這時候了，得掏心窩子了！

雖然此會有關國家生死存亡，但張群親自擬訂的請柬卻沖淡輕盈，倒有蘭亭之風：

敬啟者，廬山夏日，景候清嘉，嚶鳴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積學盛名，世所共仰，汪蔣兩公，擬因暑季，暢接光華，奉約高軒，一遊牯嶺，聆珠玉之談吐，比金石之攻錯。幸紆遊山之駕，藉聞匡世之言，掃徑以俟，欣佇如何。汪蔣二公，另具請柬，尚祈惠察，謹此箋啟。中政會秘書長張群謹啟，六月二十三日。

6月23日，全國各界名流陸續上山。到7月中旬，雲集廬山牯嶺的軍政要人、黨派領袖、社會賢達、學界名流已達到兩百多人。

還記得事變爆發那天秦德純為胡適等人在北平送行嗎？

本來胡適一行要走平漢線的，但沒想到當天就爆發了事變，轉天平漢線交通中斷，於是只好到天津走津浦線，轉道南京後，坐船順流到九江，從那裏登上廬山。

本來呢，談話會是個非正式會議，但由於開會前北平突發重大事變，所以談話會的性質一下子也變了，從一個時局懇談會，變成了應對事變的官方會議。

7月16日，全國都在注視的各界人士談話會在牯嶺廬山圖書館大禮堂召開，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張群、陳立夫、蔣百裏、居正、李烈鈞、戴季陶、於右任、張君勱、張伯苓、蔣夢麟、竺可楨、梅貽琦、傅斯年、王雲五、胡適、梁實秋、馬寅初、邵力子等158人到會。

大會由張群主持。

先由汪精衛致辭。當年意氣風發的刺客，走上主席台。

汪精衛先向台下的民主黨派和自由學者作了個解釋：按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制訂的《建國大綱》[2]規定，國家政治分三步走：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但現在國難當頭，軍政時期和訓政時期結束的日子還早著呢，頒布憲法的事還需等待。

台下一陣議論。

隨後汪精衛談到北平發生的事變，說了三點：一、形勢危急；二、政府困難；三、精誠團結。日後的巨奸，談起國難，說到動情處，倒也像那麽回事。

何止是像那麽回事。

歷史往往復雜到令人苦笑的地步。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蔣介石下野，緊接著上海又發生事變，汪精衛接替無力應對的孫科，當上行政院長，當時他主張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叫張學良出關收復失地，但張不買他的賬，汪指揮不動張，只能幹瞪眼。沒多久，汪又兼著做了外交部長。在那個年頭，這個活可不好幹。九一八事變後，當時的外交部長王正廷被沖進辦公室的青年學生砸得頭破血流；《淞滬停戰協定》簽署後，外交部次長郭泰祺又被襲擊。汪家人說別做這個官，汪也唯有搖頭而已。果不其然，1935年底他就被激進青年差點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