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醞釀經濟體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由全國經濟改革委員會提交的《關於完善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原則草案》（以下簡稱《原則草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原則草案》的基本內容是：國家除保存制訂中央長期規劃的機構外，逐步把國家機器的有關部分變成企業和超企業組合的行政機構，同政治性的國家機構分開；黨機關活動中免除其指揮經濟的工作，把黨的職能集中於政治工作和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工作；企業應當成為尊重市場規律和生產效果的經濟活動獨立實體；提高專業幹部在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決工會、工人、企業行政幹部在工廠和企業管理中所應發揮的作用問題，讓企業的全體員工通過獎金（利潤提成）直接感覺到管理不善的惡果，為此，必須讓他們對管理擁有某種形式的發言權（建立某種形式的自治機構）。

看得出，《原則草案》並未從根本上觸動計劃經濟體制，僅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離，黨政各司其職，使企業從原來的完全面對計劃轉變為“一只眼睛盯著國家計劃，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場”。捷共中央雖然公布了《原則草案》，但是規定要在一年多的時間裏進行“討論”，到1966年以後才啟動運行。

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捷共中央第一書記、共和國總統諾沃提尼在總結報告中，既未對經濟、政治的嚴峻形勢做出客觀的、符合實際的分析，更未對今後采取的應對措施做出明晰的決策，空談“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社會”。十三大還制訂了第四個五年計劃（1966～1970），規定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的按比例發展，全面鞏固國民經濟和創造經濟儲備”，至於經濟改革則只字未提。這就意味著，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將停止尚未真正啟動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加強計劃經濟。

1967年，全國的經濟形勢更加惡化。第一季度，日用商品的批發價格上漲20%，市場日用商品價格更是猛漲。物價上漲，外貿出口減少，勞動生產率低下，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應有的改善。這方面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住房短缺上。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發、布爾諾、俄斯特拉發、科希策等大、中城市，很多成年男女因為沒有住房而不能結婚；而很多已婚夫婦因為沒有住房，只能分別住在集體宿舍裏，不能有孩子。全國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責難：“我們忙著建設社會主義，結果把建造住房給忘了。”經濟的惡化還促使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民族的矛盾表面化。這些矛盾，又綜合成對諾沃提尼當政的不滿。

1968年1月4日，諾沃提尼被撤銷捷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杜布切克當選捷共中央第一書記。1月6日，勃列日涅夫給杜布切克發去賀電。勃列日涅夫在賀電中說：“真誠地希望您在……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全面合作、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隊伍的團結這一偉大事業的活動中取得成就。”^{[15]3月22日，諾沃提尼向國民議會正式提出：辭去共和國總統職務。當天下午，國民議會主席團投票表決通過，接受諾沃提尼的辭職。3月30日，斯沃博達當選為共和國總統。杜布切克當選為捷共中央第一書記後，在1968年初的幾個月裏，重大的人事調整是以切爾尼克取代納列爾特出任政府總理；為備受迫害的斯姆爾科夫斯基徹底平反，並任命他為國民議會主席。}

在實行這些新的領導人員調整的同時，杜布切克還調集部分黨政領導人、各學科高級專家、學者，成立“政治委員會”，起草捷共當前時期的行動綱領，作為改革的政綱。經反復討論，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題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政綱，即《行動綱領》。《行動綱領》的俄文本全文刊登在捷共中央委員會的專門新聞簡報上，全文共63頁。《行動綱領》的內容分為：捷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黨的領導作用；發揚社會民主，建設新的政治管理體制；國民經濟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科學和文化教育事業等五個部分。《行動綱領》的基本精神正如該文件最後所說的，是“堅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綱領宣稱：“我們將進行試驗，賦予社會主義發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責任總結和利用自己比較先進的物質生產基礎、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無可置疑的民族傳統，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承擔起捷克斯洛伐克對國際命運負有的使命。”“我們要創造一種條件，使每一個關心社會主義事業和各族人民事業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覺到，他們是自己國家命運的主宰，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為此，行動綱領應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復興的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