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主義的出現

勃列日涅夫當政的年代，人類社會和世界局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地展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更為明朗起來，這些又反過來促使人類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發生新的變化。斯大林創導、蘇聯一貫堅持的關於世界已形成“兩個平行市場”的論斷，從理論到實踐，越來越難以立足。勃列日涅夫雖然也看到“我們生活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時代”^{[1]，但是，他並沒有從客觀世界的這一大變動中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調整蘇聯對東歐，乃至對整個社會主義世界各國的政策，而是提出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理論，也即“勃列日涅夫主義”，作為蘇聯在新形勢下推行霸權主義的理論依據。}

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勃列日涅夫認為，在當前新的形勢下，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已把破壞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賭注，押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上，因此，各國共產黨的最高國際主義義務就是鞏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團結。誰如果不維護這種團結，誰就是帝國主義的幫兇。

從1965年至1968年的4年裏，勃列日涅夫在對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民主德國等東歐各國黨和人民的十幾次講話中，在蘇共黨內以及在蘇聯國內各種場合的幾十次講話中，總是不斷地重復：“我們的時代是革命風暴的時代……鞏固作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壘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各國大家庭，是每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最高的國際主義義務。”^{[2]既然組成“社會主義大家庭”，自然少不了“家長”；這個“體系”當然要有“中心”；“社會主義大家庭”要完善技術裝備和武裝力量，也要有“組織者”。於是，勃列日涅夫自信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把自己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建設看成是首要義務，然而就我們信仰的實質，就我們所受的教育和心靈的要求而言，我們同時又是國際主義者，我們不能，也永遠不會對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對世界上整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抱漠不關心的態度。”[3]勃列日涅夫曾在布達佩斯向匈牙利人民宣稱：“我們把全面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防務看成是自己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4]}

第二，勃列日涅夫認為，新技術革命的進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要求進一步改善社會主義大家庭在國際範圍內的分工、生產專業和協作。因此，勃列日涅夫把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國際分工”看作新科學技術革命形勢下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的時代要求”，要求在新的形勢下“更要利用兄弟國家合作的優越性”。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發的群眾大會上說：“生活越來越堅決地向我們各個國家提出發展和改善社會主義國際分工的任務。我們各國擁有不同的自然資源，不同的生產能力，運用集體過去所創造的一切後備力量有助於更順利地解決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所面臨的任務。”^[5]

在西歐法、意、聯邦德國、比、荷、盧等六國在原有聯營的基礎上籌建“歐洲共同體”的刺激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口號。1965年9月，勃列日涅夫甚至說，“社會主義共同體”早就建立起來了，勃列日涅夫說：“生產力發展水平越高，越需要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範圍內改善分工、生產的專業化和協作。這些過程已經在社會主義共同體中進行著，而且大家知道，進行得不壞。經濟互助委員會積累了大量的有益的經驗。”^[6]

勃列日涅夫還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經濟，是一個“國際合作共同體”，蘇聯理應把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國際分工，作為自己注意的中心。為此，勃列日涅夫要求東歐各國“對華沙條約堅定不移的忠誠”。勃列日涅夫將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分工的優越性概括為：“實行更加廣泛的社會主義國際分工、生產協作化和專業化，可以更加有效得多地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更加迅速地發展我們各國的國民經濟，爭取在同資本主義的競賽中獲得新的成就。”^{[7]勃列日涅夫進而把加強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分工、生產專業化和協作化，看作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規律”。[8]蘇共二十五大的決議還指出，實行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意味著“共同開發自然資源以供共同的需要，共同建設大型工業綜合體以滿足所有參加者的需要，為我們這些國家的企業和整個工業部門之間在今後許多年裏的協作制定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