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斯大林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中國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大國。在戰爭期間（特別是1941年以後），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因此，戰後中美關系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裏，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斯大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占權益的戰略目標。^{[8]為實現這個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重要內容，同其他共產黨活躍的歐洲國家一樣，也是推行“聯合政府”政策。[9]}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爾什維克》雜志發表的一篇評論員文章稱：戰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由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力量”。^{[10]這個公開發表的言論實際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與美國人談話時表達的立場，也就是他在戰後提倡的“聯合政府”政策。在4～5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話中，斯大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斯大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11]顯然，斯大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此不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即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對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12]然而，中共當時似乎並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最後報告中指出，“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沒有國際援助”，就要“學會自力更生”。不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中共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13]所以，盡管早在6月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14]}

對於延安來說，蘇聯出兵東北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更使毛澤東驚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似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毛澤東一度認為，通過武力的較量立即實現中共的主張可能是最佳選擇。8月9日蘇聯兵分三路進入東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這有可能導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歷史突變之時，應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於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占領大城及要道，以遊擊隊民兵占小城。”同時要求華中局即日派部隊奪取南京、上海、武漢、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道，沿津浦、滬寧、滬杭線各中小城鎮則由地方部隊動員民兵占領，同時宣布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中央還指出：“不怕爆發內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制止內戰和消滅內戰。”11日，延安總部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12日，中共又調整了華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領各大城市，只奪取廣大鄉村及縣城，“準備內戰戰場”，若內戰勝利，就原地繼續擴展，若內戰失利，則轉入閩浙贛，創造新局面，但決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則全力“占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津浦以東、淮河以北一切城市”，並“配合八路軍占領隴海路”。^{[15]顯然，中共的戰略是利用蘇聯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權力真空，控制廣大的原日偽占領區，準備奪取中國的半壁河山。}

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面對突變的形勢，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作為緩兵之計，就在中蘇條約簽字的當天，即8月14日，他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但周恩來一眼便看出，蔣介石“請毛往渝全系欺騙”。20日蔣再次來電催促，中共仍不為所動，繼續抓緊進行部署。毛澤東一方面命令晉綏和晉察冀部隊配合蘇軍“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針對華中局打算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報告答復說：你們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