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戰期間蘇聯政府的推動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棄義，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燃到了蘇聯。1941年6月30日，蘇聯國防委員會宣告成立，身為聯共（布）總書記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斯大林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任副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和中央委員會書記及中央委員會人事部部長馬林科夫為委員。戰爭爆發後，“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勝利”成為蘇聯戰時的首要任務。工廠、企業和機關的全部工作都轉向保證前線的需求，大批人員和設備被轉移到東部烏拉爾、西伯利亞及中亞和哈薩克地區。科學院以及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全都遷到了喀山，鈾委員會停止了工作，遠離戰爭需求的核研究一時中斷，許多研究人員或應征入伍或從事與國防直接有關的研究。庫爾恰托夫和亞歷山德羅夫轉向戰艦的消磁工作，開始從事對抗磁性水雷的研究。哈裏頓和澤利多維奇則轉向“喀秋莎”火箭炮炮彈裝藥和反坦克榴彈及炸藥的廉價替代物的研究。^[14]

然而，出於高度的職業敏感和責任心，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並未因戰爭放棄他們對核問題一貫的關注，而且，明確指出了核研究與核武器之間的密切關系。早在1940年，蘇聯科學院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謝苗諾夫便給化學工業人民委員寫報告，提出應當全面開展核武器研究。1941年10月12日，卡皮察在蘇聯學者反法西斯委員會倡議舉行的群眾集會上所做的發言中指出：“現代戰爭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炸藥。科學表明，炸藥的威力原則上可以提高1到2倍。最近，我們又有了一個新的機會，這就是核能利用。此前，核能利用只在幻想小說中才有描述……理論計算表明，假如現在最具威力的炸彈能夠炸毀一個街區，那麽，一個體積不大的原子彈則能輕易摧毀一個擁有幾百萬人口的首都城市……我個人認為，在通往核能利用的道路上還存在著重重困難。目前，人們對它還心存疑慮。但可以肯定地說，機會很大。使用具有巨大殺傷力的原子彈的問題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15]

弗廖羅夫的呼籲

自願申請參軍入伍的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年輕的物理學家弗廖羅夫雖身在軍營，卻念念不忘戰前一直從事的核研究。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經驗和掌握的國內外研究情況，他斷定用鈾作為炸藥可以制成威力無比的炸彈，必須提醒政府有關部門給予高度的關注。1941～1942年，弗廖羅夫先後寫信給自1941年7月6日擔任國防委員會負責協調和加強與國防有關的化學研究的全權代表一職的蘇聯人民委員會高校事務委員會主席С.В.卡夫塔諾夫、庫爾恰托夫、斯大林的秘書及斯大林本人，一再呼籲恢復核研究。^{[16]1941年11月，弗廖羅夫在寫給卡夫塔諾夫的信中陳述了引起自己深思和擔憂的一個異常現象：“國外所有的雜志都不再刊登任何與鈾問題有關的文章。這絕不意味著鈾問題研究中止了，本該連續發表和預告將要發表的文章也都沒有了下文。總之，就鈾問題只字不提，這充分證明國外的鈾問題研究目前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17]同時，他還呼籲立即恢復核研究：“人們正在戰場上書寫歷史，但不應忘記，推動技術進步的科學是在科研實驗室得到發展的。應當時刻牢記，最先研制出原子彈的國家將主宰世界。目前，能彌補我們的過錯——半年無所事事的唯一辦法就是恢復鈾問題研究，而且要比戰前更加廣泛和深入。”[18]1941年12月21日，弗廖羅夫又寫信給庫爾恰托夫，再次呼籲恢復核研究，信中還附有一篇寫在練習本上的題為《論核能利用》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弗廖羅夫表達了自己對產生核爆炸條件的思考，描述了原子彈“槍擊式”構造的基本原理，還繪制了草圖。然而，無論是卡夫塔諾夫還是庫爾恰托夫，都未對弗廖羅夫的呼籲作出答復。1942年4月，弗廖羅夫毅然決定直接給國防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寫信，因為“鈾問題目前所處的狀況只有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幹預下才能有所改觀。”[19]弗廖羅夫以略帶“威脅”的口氣坦誠地向國家最高領導人發出了最後一次呼籲：“從一開始我就感到傷心。也許我做的不對——科學研究中總有風險存在，鈾問題研究中的風險更大。在寫給卡夫塔諾夫的信中我說有10%～20%的可能，我對此深信不疑……不過，軍事技術正在進行一場真正的革命。我們卻沒有參加這場革命，我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也許由於身在前線，我對科學目前應該做些什麽感到茫然，類似鈾問題這樣的研究應當放在戰後。約費院士便持此觀點。他大錯特錯了。我認為，如果說在核物理學的某些研究領域我們並不落後於其他國家甚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話，而現在我們卻犯了大錯，將我們的優勢拱手相讓給了他人。一年或兩年後，我們將大大落後，約費院士將在從軍事研究轉向科學研究時束手無策。願望很好，卻常常會釀成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