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後果和影響

特殊移民政策涉及農民和民族兩個方面的問題，對蘇聯的政治、經濟、人口和族際關系等均產生了深遠影響，對國家的最終解體和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挫折負有一定的責任。

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產關系超前的農業集體化體制的實現，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破壞；消滅了俄國農民中最積極肯幹，最有經營頭腦的中堅力量，助長了農村中的閑散、懶惰等不良風氣；損害了工農聯盟，對黨和國家的前途構成威脅。

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當局實施強制移民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實現農業全盤集體化。通過政治上的鎮壓和經濟上的剝奪，一方面取得建立集體農莊所需要的物質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鏟除反對派，威懾農民中的等待觀望者迅速加入集體農莊。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開始了集體經濟的實踐。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在政府的積極扶持下已出現了集體農莊、共耕社和農業公社等集體經濟形式。但由於這種體制效益低下，對農民沒有吸引力，一直沒有形成規模。20年代，合作社的發展依然緩慢，國家的重點主要放在建立供銷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體農莊農民還不到蘇聯農戶總量的2%，其播種面積也沒有超過全國總面積的2.5%和谷物播種總面積的2.1%。^{[129]截至1929年11月，全國只有6萬多個集體經濟組織，耕地面積僅占全國的3.6%，參加集體經濟組織的中農戶只有全國中農戶的3.3%。[130]}

1930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意見作出決議，規定蘇聯必須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盤集體化。全盤集體化遭到了廣大農民的強烈抵制。斯大林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現，要求采取強制措施，以階級觀點對待全盤集體化運動。1930年1月16日，А.А.安德烈耶夫從北高加索邊疆區向斯大林發電：“我們正準備將富農遷出邊疆區境外，需要中央對以下各項舉措予以批示：1）將極其反動分子約2萬人遷往北部殖民區。1/4的富農分子被遷出邊疆區，一定會對留下來的人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2）希望盡量加快富農遷移進度。”安德烈耶夫建議中央“最好能根據地方的願望，將這一針對富農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有必要“全部沒收富農用於剝削式經營的生產手段和工具，以利於集體農莊的發展壯大”。^{[131]從安德烈耶夫的上述電報內容可明顯看出，北高加索邊疆區區委正試圖將針對富農的強制遷移活動合法化。不久，當局便出台了消滅富農的政策。其中規定：凡不願立即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即使是中農或是貧農也將視作“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準富農分子”或者“富農分子”予以鎮壓——剝奪選舉權，沒收財產，流放外地。在如此強大的政治攻勢下蘇聯農村集體化運動飛速發展起來。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萬戶農民加入了集體農莊。全國集體化農戶從占農戶總數的7.6%猛增到56%。稍後，由於農民反應強烈，斯大林發表了《被勝利沖暈了頭腦》的文章，當局放松了對農民的強制，很多剛剛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都紛紛退出。但隨著政府鎮壓政策的再度加強，農戶集體化的比重又開始迅速增長。到1932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全國1490萬農戶被組織進21萬個集體農莊。集體化農戶占到了全國農戶總數量的60%。1933年1月，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大農業軌道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又有360萬農戶加入農莊。蘇聯農村集體化比例達到了93%。[132]就這樣，蘇聯完成了改造小農的任務。}

事實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盤集體化前夕沙皇俄國時期原本意義上的富農階級已在1918年的農村社會主義革命中被基本消滅殆盡。後來，蘇俄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富農力量又有所恢復。但他們大多是農村中擁有較高勞動技能、文化知識、善於經營和銷售的中農，未必可以列入富農的隊伍。鎮壓富農政策的實施使蘇聯農民中那些積極勤勞肯幹的中堅力量基本被消滅。隨著經營自主權的喪失，依賴心理和閑散習氣在蘇聯農村中占據了上風，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明顯下降。他們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產效益低下。

在強制移民的威脅下數千萬中農違心地加入了集體農莊，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給他們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產資料、失去了獨立勞動者的地位，被迫改變了生活方式。大量農民在被遷移和加入集體農莊之前通常會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殺掉。僅在1930年2～3月間，便有1400萬頭牛、占總數1/3的豬和1/4的綿羊與山羊被農民故意宰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