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對波蘭戰俘最初的處理措施

應當說,蘇聯對戰俘問題從一開始就有所考慮。就在出兵當日,貝利亞致信莫洛托夫,轉達了紅軍總參謀部提出開設8個戰俘接收站和兩個分配站的請求,同時建議由內務人民委員部押解部隊負責戰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衛和解運工作。為此他請求蘇聯人民委員會所屬國防委員會通過關於將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押解部隊轉入戰時狀態並實行動員的決議。[1]次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準了國防委員會根據貝利亞的建議通過的決議,自9月20日起,白俄羅斯、烏克蘭特別軍區和列寧格勒軍區的押解部隊轉入戰時狀態。[2]

9月19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出台了處理戰俘問題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組建一個專門負責戰俘事務的機構——戰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魯年科少校被任命為戰俘管理局局長,謝·瓦·涅霍羅舍夫為該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約·米·波盧欣為副局長。根據隨後制定的戰俘管理局條例,它“直接領導戰俘營的組建及對戰俘的配置、接收、登記、關押和使用戰俘勞動,制訂戰俘接收站、戰俘營的條例,頒布戰俘營關押及內部規章制度的細則和指示。”[3]

戰俘管理局在俄羅斯聯邦的奧斯塔什科夫、科澤利斯克、尤赫諾夫、普季夫利、奧蘭、尤紮,烏克蘭的科澤利相斯克、舊別爾斯克共設立了8個關押營。每個戰俘營內部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各部門的職能等,在9月23日頒布的《戰俘營條例》中做出了規定。

在戰俘營的機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別科。它的職能是對戰俘實施肅反工作。貝利亞在批準成立戰俘管理局的命令裏,特別強調了要在各戰俘營開展肅反工作。9月19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給各戰俘營特別科下發指示,要求他們在對戰俘進行登記時,要建立專門的戰俘間諜案卷和偵察案卷,“對進行反蘇活動、有間諜活動嫌疑、與波蘭社會黨、畢蘇斯基分子、國民民主黨分子、社會民主黨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反革命政黨和組織有聯系的戰俘,以及所有軍官,都要建立履歷案卷,這些案卷要登記在一個專門的簿冊裏。”特別科還應每月向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處和第一專門處提交業務報告,說明戰俘營中關押戰俘數目,其中軍官數、憲兵、國家安全機構工作人員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歷案卷數量、獲得的諜報數量、招募的暗探和情報員數量、被逮捕的人數有多少。[4]可見,從一開始,戰俘營中的這個機構就被賦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營規模計算,至10月下旬,8個戰俘營最多能關押68000名戰俘,這與前線部隊實際俘獲的戰俘數量相差甚大。這種情況,勢必給戰俘營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壓力。另外,根據貝利亞9月19日的命令,各戰俘營的展開要用10天左右的時間,如果再加上組建戰俘營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實際問題和官僚主義作風造成的延誤,各戰俘營能否在規定的時間準備就緒,都還是問題,這與蘇軍在波蘭境內的迅速推進形成了強烈反差。它將給戰俘營初期的戰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帶來諸多影響。

前線部隊很快發現他們面臨著由於戰俘人數巨大而帶來的種種問題。9月21日,副國防人民委員庫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人報告,由於沒有準備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戰俘,部隊無法向他們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戰俘也牽扯了部隊大量人力。“部分戰俘由鐵路從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對此他建議“政府應發出指示,將那些被俘的烏克蘭籍和白俄羅斯籍俘虜在登記後遣散回家……”[5]白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拉·福·察納瓦也向莫斯科報告:“西部各地區聚集了成千上萬逃離前線的士兵,擠滿了街道,靠行動小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們隔離起來。紅軍部隊沒把他們當成戰俘抓起來,結果,誰也沒有對他們進行審查,波蘭士兵到處自由走動。”[6]

庫利克的建議,反映出前線部隊對短時間內俘虜這麽多戰俘缺少必要的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就地釋放部分戰俘也不失為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因為,如果在作戰與看管戰俘之間權衡,常理上毫無疑問要優先保證前者。9月23日,伏羅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復庫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議:“被俘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農民如果能夠出示文件,證明他們的確是被波蘭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將他們釋放。”[7]但是此舉卻立即遭到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質疑。他在9月24日給斯大林的信裏,描繪了大量被遣散的戰俘堵塞了幾乎所有道路的情景,並說其中許多人企圖前往由德國人占領的地區,其中混雜了不少軍官和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