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俄國革命的根源

1917年革命的根源存在於俄國歷史長期因素（結構）、中期因素（形勢）和短期因素（事件）的結合之中，存在於客觀前提和主觀條件的相互作用之中。俄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社會、政治之間的結構失衡，造成了系統性危機，是革命的客觀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權進行改革，曾出現過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體制的失敗導致了危機加劇的形勢，醞釀了新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激化了既有矛盾，與戰爭有關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把俄國引向1917年革命。在這個過程中，參與歷史活動的精英和大眾的思想、觀念、情緒及行為，一方面受到客觀歷史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影響了局勢和事態的發展。

長期因素：俄國現代化的結構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深遠歷史根源，在於俄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這種特殊性造成的結構性矛盾。

18世紀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為標志，俄羅斯走上了以趕超西方先進國家為主要特點、以追求軍事強國地位為直接目標的現代化之路。這種趕超型現代化是由國家政權主導並以強制手段直接推動的，因此，經濟和社會表層生活中的進步經常是以政治生活領域的停滯以及巨大的社會損失為代價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國的歐化達到了高潮，深刻地改變了俄國社會經濟、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羅斯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但在改革過程中也包含著尖銳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標和普遍的東方化手段之間的矛盾。沙皇政權引進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為了改變俄國的現存社會及其制度，而是為了增強它的力量，鞏固它的基礎。彼得以東方式的手段來推行俄國西方化，“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1]而這種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國時代形成的傳統。}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與內部結構的東方化之間的矛盾。由於改革，俄國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貴族上流社會的生活迅速歐化，但俄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從本質上來說並沒有因改革而歐化，相反加強了東方化的趨勢。使用東方式的手段必須依賴東方式的制度，君主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繼續發展和強化。

再次是歐化進程造成的上層的西方化與下層的東方化之間的矛盾。作為歐化的受惠者，俄國貴族在其與國家的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為歐化的犧牲品，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不僅在經濟上為歐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負擔，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殘酷的奴役。上下層之間的文化差距擴大，直到19世紀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識分子形成之前，俄國的新文化實際上只是貴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處於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下。^[2]

俄國歐化進程初期出現的這些矛盾反映了俄國近代發展道路的基本特點和俄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獨特模式，長久地影響著俄國社會及文化的發展。但與沙皇政權的初衷相悖，歐化有其自身的邏輯，歐化的範圍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層生活而進入到更深的領域。

18世紀末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改革和19世紀初亞歷山大一世的貴族自由主義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對俄國的滲透逐漸影響到意識形態和內部結構的層面。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實行的農民改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俄國農民獲得了人身解放，成為享有權利的公民；贖買份地在實際上結束了封建生產關系；地主土地所有制雖然被保留下來，但其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已具有一般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特征。農民的解放也是有條件的，除了土地問題完全按地主的願望解決之外，農民在完成贖買份地以前仍負有對地主的義務；農民擺脫了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但以行政權力強化了的村社和連環保制度仍然把他們束縛在封建宗法關系中。俄國走上了一條不平衡的、扭曲的發展道路。

改革使俄國舊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動，等級關系出現松動，階級關系逐漸形成。貴族地主雖然保持了他們在封建時代的大部分物質利益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他們的等級特權開始受到法律的限制，他們對社會生活的壟斷也發生動搖。工業資產階級加快成長，許多市民、農民、職員以及一部分貴族紛紛從事工業活動，躋身於資產階級的行列。到1870年代末，俄國已有工業企業將近28000家。工業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也開始形成，它的組成包括原來國有土地和世襲領地上手工工場的農奴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農村分化過程中成為無產者的破產農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貧苦農民。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重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的活躍，必然要求發展滯後的政治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專制制度在邁出了從封建農奴制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演變的關鍵一步之後，不得不繼續按照資產階級的法制精神，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陸續把資產階級國家因素引入俄國社會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亞歷山大二世已經準備成立一個由地方自治代表組成的具有立法咨詢性質的全國性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