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宋江的黑白人生（第2/4頁）

他到時候還會有一個更大的。

一

如果說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的政治結構是一個金字塔的話，這個金字塔可以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是坐在權力頂峰的帝王，下面則是為皇帝服務和維系帝國運行的官員，最底層則是最普通和大眾的百姓。

在這之間，還有一個層級，就是連接官員和平民之間的紐帶——吏。

吏的概念範圍，各個時期又各有不同。先秦時期的吏，更多是官吏統稱，在先秦分封制下，後世所謂的“吏”並沒有太多的生存空間和土壤，因為分封制下周天子並沒有相對集中的王權，而各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襲的領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則為家臣，家臣對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對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強，與後世官吏之間的關系大為不同。

秦始皇建立起集權而龐大的封建帝國，皇帝掌握著各級地方管理者的任命權，官職體系開始制度化、體系化、職能化，官員也不再世襲，地方統治者的權力也開始短暫化。

在官員層級的權力弱化的同時，皇帝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力，必然就需要另一個階層的隊伍來輔助官員層級對地方進行管理，這時候，吏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和政治集團走上了歷史舞台。

西漢時期對吏就有明確的劃分，丞、尉級別，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鬥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十裏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皆秦制也。

事實上，吏的分類遠不止這麽簡單，帝國各個職能機構，都有五花八門的吏員職位，處理機構的日常事務。

帝國的稅收、兵役、社會治安管理、各種國家政策，最終的基層實施者皆為基層小吏。

有人說，對於一個封建帝國來說，官員議政於廟堂，胥吏執政於江湖，帝國行政機構的運轉，無法離開龐大的吏員集團維系。

但這樣一個龐大而重要的政治群體，在漫長的封建時代，社會地位卻很低下，在某些時候甚至不如他們管理的庶民。對於權力頂層的精英來說，他們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對底層百姓來說，他們是為虎作倀的爪牙，小吏們通常成了穿風箱的耗子，兩頭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

不但印象分差，其實吏員們的生存環境也好不到哪裏去。當小吏沒前途，也沒“錢途”。

在秦漢時期，對官員的選拔還有吏道這一途徑，也就是說，你當小吏如果幹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員，慢慢接近權力中心。但自從東漢開始後品流漸分，直至魏晉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要當官，主要看家世，看出身，你當小公務員幹得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鹹魚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後，科舉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當官得進行文化考試，在讀書人裏選，而吏是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的，他們依然很難擠進最高權力中心。

作為吏員階層，不僅躍升高層踏入官員階層無望，經濟收入也很低下，長期以來，只有少部分吏員能領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數低層小吏是沒有薪水領的，吏職是作為一種差役來行使，具有很大的強制性。如在北宋帝國的前期，整個帝國在鄉村基層組織不設官員，而是差派鄉村主戶承擔不同的職役，“催督稅賦、逐捕盜賊”，是為差役法。沒有薪水拿的鄉村基層“公務員”們不但沒有報酬，同時還得承擔許多責任，常常因此荒誤農事，搞不好還得拖累家庭破產、妻離子散（失去生辰綱的楊志就是這種典型的倒黴蛋）。

後來王安石進行變法，針對帝國大量的差役傷農擾民的現狀，實施了募役法（又稱免役法）。募役法廢除按戶當差，而由民戶按戶分攤出錢，由政府再出錢請雇人為吏應役。

在王安石看來，募役法是各項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項，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避免了農民服役誤傷農事，同時使吏員增加了經濟收入，保持了這一隊伍的穩定性和專業性。所以後來司馬牛（光）復辟，全盤推翻新法，王介甫聽到其他法令被廢都還鎮靜，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廢，大吃一驚，說連這個也廢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議良久，保證方無一失，怎麽連這個也要廢。

之後帝國政策反復，在差役法還是募役法之間擺動，基本上是差募並行，整個帝國的吏人大約在四五十萬人左右，而在四五十萬人的大軍中，最終能靠吏員出職升為官員的，僅有千余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資源和權力，一方面則是政治和經濟待遇都很差，還要同時承擔極大的風險，這必然導致另一種結果，就是吏員們可以利用政府賦予的權力魚肉鄉民，大肆斂財。而長期以來，官員是流動（流官）的，而胥吏們是固定的，到任官員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會資源和網絡，而為了維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睜只眼閉只眼，由屬下的吏員們胡作非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