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麽仇什麽怨？

我之前對清史頗感興趣，找了一堆清人筆記、稗官小說來讀。後興趣點轉移到宋代，閱讀的重點全放在宋代史上。我隱隱約約有一個感覺，覺得宋朝與清朝是差異非常明顯的兩個王朝，不論政治制度，還是士林風氣，都有著天壤之別。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對比的史料，無意間卻有一個發現：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發表過在正統人士看來多少顯得有點“出格”的言論，但在宋朝，這些“出格”的言論都受到寬容的對待，立論的士大夫並沒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數百年後，當清朝的皇帝讀到這些言論時，感到非常憤怒，恨不得將“妖言惑眾”的宋朝士大夫抓起來治罪。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後垂簾聽政，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充任哲宗皇帝的經筵官。程頤沒有馬上答應，而是上了三道論經筵的劄子，提出一個條件：“（臣）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意思是說，如果太皇太後贊成他的觀點，他便擔任這個經筵官。如果不贊成，那經筵官一職還是另請高明。程頤到底想表達什麽觀點呢？非要這麽拽。程頤說：“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即要求太後與皇上承認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養君德的帝王師，又是治理天下的主體。潛台詞是說，皇帝的作用還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這句“天下治亂系宰相”，其實也不算是什麽“出格”言論，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宋人認為，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是國家的主權象征、儀禮代表、道德模範，君主當然也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最高的權威，但君主不親細故，不插手具體行政，治理天下的權力應當委托給以宰相為首腦的政府。蘇轍說：“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撫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為，以享承平之福。”陸九淵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意思：君相分權，虛君實相。

從程頤最後還是欣然受命的結果來看，朝廷顯然是認同“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之說的。但程頤的那句“天下治亂系宰相”，卻讓後來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別不爽。他專門寫了一篇《禦制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駁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韓琦）、範（範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呂（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來，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亂系宰相”自許，那你將皇帝往哪裏擺？你眼內還有皇上嗎？

北宋的王禹偁在擔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時，寫過一篇《待漏院記》（待漏院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臉來教訓宰相的語氣，大意是說：宰相如果以權謀私、徇私枉法，就活該死了下地獄。文章最後說：“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意思跟“天下治亂系宰相”差不多。宋朝認為王禹偁說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將文章抄錄在待漏院的墻壁上，“用規於執政者”。但後來的乾隆看了這篇《待漏院記》，又覺得不爽，親自禦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相駁：“謂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則吾不能無疑也”，宰相不過是君王驅使的工具罷了，“是則一國之政、萬民之命不懸於宰相，而懸於為君者明矣”。

乾隆推崇的是皇權獨裁：“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他當然不允許士大夫自命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鳴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統治的這一專制本色，恰恰構成了晚清時期的“君主立憲”轉型的最大障礙，最終導致革命因為堰塞而崩決，一發而不可收拾。

還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讓乾隆感到不爽。他叫王益柔，名氣沒有程頤、王禹偁那麽大，以致乾隆將他的名字誤記為“王直柔”。那麽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說了什麽話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這事得從宋仁宗朝的“進奏院案”說起。

慶歷年間，“提舉進奏院”的蘇舜欽將進奏院的舊報紙賣了，換成錢存入小金庫，然後請了幾位同僚與文友，集體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請了“集賢校理”王益柔。不想這事讓台諫官知道了，宋朝的台諫官是很厲害的，他們認為蘇舜欽挪用公款，對喝花酒一事提出彈劾，並展開調查。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時，乘著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兩句說：“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在那個時代，這是非常“反動”的言論。當時的禦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蘇舜欽一派的政敵，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