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輯 千年前若有諾貝爾獎，澶淵之盟可獲和平獎（第2/2頁）

反觀明太祖朱元璋所締造的權力結構，已經與宋代相去甚遠。簡單地說，朱元璋將“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二元分權結構徹底改造成君主“盡收威柄、一總事權”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鑄鐵牌禁止宦官預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廢除了宰相，並詔令子孫：“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廢相之後，皇帝只選拔部分內閣學士入值充左右顧問，為皇帝起草詔令、批復奏章，時稱“票擬”。嚴格來說，“票擬”並無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參考的意見，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筆抄正，時稱“朱批”，方為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設想以這樣的制度安排來實現獨攬朝政、乾綱獨斷，可惜他一定沒想到，朱氏子孫竟也有懶得打理國政的（其實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宮禁中長大的鳳子龍孫，又有幾人能像乃祖那樣精力過人）。假如在二元分權結構中，或許問題不大，聖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將“批紅”的活計交給身邊的內臣代勞，於是竊柄自重的太監就隱然成了“二皇帝”。

盛產強權太監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沒有尊嚴的朝代，文官集團不是被砍腦袋瓜子，就是經常被喜怒無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內臣的得勢專權與士大夫的喪失尊嚴，並不是彼此孤立的現象。從方孝孺到東林黨人，明代士大夫絕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氣，但是，他們的命運則遠比宋代文臣慘烈，這是官僚集團作為皇權制衡者的結構性力量被推毀的必然結果。而權力結構既已失衡，作為專制皇權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團要狐假虎威、興風作浪，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朱元璋廢了宰相，將權力結構改造得畸重畸輕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預政在後，殊不知，這是一對悖論。那塊置於宮門中的鐵牌，不過是婊子門前的貞節牌坊，皇帝早已為太監幹政親自挖好了暗道。

對比宋太祖勒石立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的故事，我想說，任何一項制度，必須獲得匹配的權力結構的支撐才可能得以執行。制度規定向右，但如果權力結構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麽，即使你將制度條文刻在石碑上、鑄在鐵牌上，哪怕用鈦合金來澆鑄字塊，也是廢話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