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輯 為什麽說宋朝沒有“顧命大臣”？

宋朝到底有多腐敗？

有個寫清朝帝王小說的歷史作家斷言：“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我相信，任何嚴肅的歷史研究者對這種“信口開河”的論斷都會一哂置之。因為，如果你要指出哪個朝代最腐敗，首先你需要有可靠的統計數字，比如各個朝代的貪官數量、占該朝官員總數的百分比、平均每名貪官貪汙了多少錢、與當時國家財政收入之比如何……而想要獲得這些統計數字，幾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如何敢斷言哪朝“最腐敗”？

道理已是如此淺顯，但我還是時常在微博上看到許多網友引用那位歷史作家的話，言之鑿鑿地聲稱“宋朝最腐敗”。類似的說法聽多了，便激起了我這個“處女座考據派”的好奇心，想考據考據宋朝到底有多腐敗。最能直觀呈現某個社會腐敗程度的統計數據（如貪官總量、貪腐總額）不可得，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宋人對本朝官場腐敗情況的記述——這總比今人的信口開河可靠得多吧。

所以我先去翻宋朝“公知”的文集。結果呢，書翻下來，給嚇了一跳，按照宋人的描述，宋朝可不是腐敗，而是太腐敗了。

北宋天聖年間，範仲淹給朝廷上了一封萬言書《上執政書》，將大宋官場風氣說得一團糟：“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循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範仲淹認為，宋朝絕大多數的縣官是不合格的，不是志在賄賂，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70%～80%的州縣都是如此。

我最欽佩的大宋“男神”蘇軾，大約在嘉祐年間寫了一組策論，闡述他的治國方略，其中一篇《決壅蔽策》也是將官場描成一片昏暗：“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蘇軾說，今天的官場風氣跟以前不一樣了，老百姓想找政府申冤、辦事，簡直難於上青天，必須用金錢開路才行，否則什麽事也辦不成。

與蘇軾同時代、政見不同的王安石，曾於嘉祐三年給皇帝上書言事，也是極力抨擊當時的官場風氣：“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王安石說，現在的大官小官都忙著開公司、做生意，以權謀私，大發其財。

這是北宋的情況。南宋看起來更加糟糕。淳熙十五年，當時最著名的“公知”朱熹借皇帝召他入對之機，上“奏劄”五篇，在談及政界現狀時，朱熹狠狠吐槽：“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恥廢壞。”朱夫子甚至將朝廷吐槽成賊窩：“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

與朱熹生活於同時代的周必大在一篇《答選德殿聖問奏》中也稱：“循良者十無一二，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在他看來，這大宋政界中，清廉高潔之士不到20%，而貪官汙吏占了六七成。當然，以那時候文人的習慣，周必大肯定沒有做過嚴格的抽樣調查。

生活時代略晚一點的另一位南宋官員袁燮，則在他的《論國家宜明政刑劄子》中差不多將大宋官場說成“天下烏鴉一般黑”：“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腆；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甚焉，見得妄義，可以成風。”總之一句話：無官不貪，腐敗成風。

如果這些宋朝“公知”的描述是真實無誤的，我會覺得宋代官場之腐敗簡直適合用一句流行的戲言相形容：將所有官員隨機編碼，然後把單號的官員抓起來，一定還有貪官漏網。但是，我很快又注意到，將大宋官場說得烏煙瘴氣的範仲淹、朱熹等人，都是宋代極有抱負的官員、學者，他們說的狠話，都是策論或奏劄，換言之，都是說給君主或執政官聽的，目的非為粉飾太平，非為拍馬屁，而是要給朝廷制造壓力，迫使朝廷更化革新，整飭吏治，改善民生。所以，他們寧願將官場風氣往壞裏說，將腐敗現象往重裏說，不惜將“一個手指頭”的問題說成是“九個手指頭”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場腐敗嚴重性，應該打一個折扣才切合實際——宋朝肯定存在腐敗，但沒有他們說的那麽嚴重。事實上，範仲淹、蘇軾、王安石向朝廷上書“抹黑”官場的時間，都在宋仁宗朝，而仁宗朝其實是堪稱“政治清明”的一個時代，那時候，黨爭還處於良性狀態，監察系統的力量也非常強大，反對派與台諫官對執政群體虎視眈眈，一發現露出腐敗苗頭便窮追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