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宋遼“共管地”的“雙重國籍”居民（第2/2頁）

同年下半年，遼朝政府也宣布賑濟“兩屬戶”。宋朝得悉這一消息後，給沿邊政府下發一道批示：“北人忽爾逾常，飯恤兩屬之民，意必別有所在。可嚴責雄州及緣邊安撫司，委刺事人鉤測其端以聞。”要求雄州等沿邊政府密切留意遼朝政府的舉動，千萬不要讓遼政府搶走民心。

次年，即熙寧十年（1077），雄州政府發現遼政府召集“兩屬地”五十八村的首領，以及逃移歸業的“兩屬戶”一百五十四戶，宣布給予賑貸。雄州政府一面致信遼朝涿州政府，抗議“官吏賑貸”。一面火速報告朝廷。宋廷批示：“雄州體量上件所貸民戶，如委闕食，相度具當如何賑濟以聞。”隨後，雄州政府免掉了“兩屬戶”的賦稅，並向他們“賑濟米豆”。

正是因為宋遼兩朝對“兩屬地”的治理存在這種奇特的競爭性，雄州政府偶爾拒絕蠲免“兩屬戶”稅收，才會被瀛州太守王漢之視為是“規小利，失大體”“為朝廷羞”的蠢事。

雄州“兩屬地”的政治競爭性，不單表現為兩邊政府競相賑恤“兩屬戶”，而且，當一邊政府過度役使“兩屬戶”、導致當地社會秩序受到破壞時，另一邊的政府還會致函對方，表達抗議。如熙寧九年，遼朝政府在“兩屬地”的費家莊六村抽壯丁六十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詰問”。

還有一次，由於“遼人刺兩屬民為兵，民不堪其辱”，許多居民都棄家投奔雄州城，“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當時的雄州太守張利一馬上發糧賑恤難民，同時移牒詰問涿州，自此之後，遼人遂“不敢復刺”雄州“兩屬戶”服兵役。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兩屬地”的政治競爭性，讓“兩屬戶”多了一項選擇權——盡管他們不能如同現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樣用手投票選舉政府（民主選舉制實際上就是一種競爭性政治，西方政黨政治中，政黨為討好選民，往往都會承諾減稅、增加福利，以致在福利國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卻可以“用腳投票”選擇政府。當遼朝政府虐待他們時，他們就選擇投奔宋朝政府。反之亦然。

來看一個例子吧。元豐二年（1079）三月，“雄州兩屬戶避北界差夫及科柱木修琢州城，各攜家屬來，近本州並關城居止”。神宗指示說：“兩屬戶避役逃移，不免失所，其給口食賑恤。候北界移役少息，諭令復業。”

這時候，遼朝琢州也致函宋朝雄州，表達抗議：“南界縣官以兵馬遮約，不令應役，請速遣回。”雄州政府既沒有依遼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難民——這麽做顯然不合人道主義；也沒有將這些難民納為全屬南居民——這麽做將造成宋遼關系的緊張化。而是根據樞密院的指令，采取折中做法：出榜安慰逃難的“兩屬戶”：“不可遠棄家產，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歸復業。”

一千年前，宋遼兩朝在訂立和平協約之後，承認現狀，將邊境一部分地帶劃為“兩屬地”，由此形成了一種競爭性的治理秩序，這種競爭性的治理讓“兩屬戶”獲益，因此“兩屬戶”才會越來越多。宋人（當然也包括遼人）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我覺得不差於現代歐美國家在邊境設立“共管地”的務實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