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武大郎”們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武大郎”們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網上有一則流傳頗廣的段子，說：“一個矮個子青年，住著位於市中心的二層樓，依靠在市場賣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還不用妻子上班。這不是夢，這事就發生在中國，青年名叫武大郎。”有人借此調侃，也有人真的以武大郎的例子來證明宋代的富庶——這當然是胡扯，因為武大郎只是虛構出來的文學形象，一個被設定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尋常底層市民。問題應該反過來求證：假如宋朝確實有一個武大郎，他可能過上段子所形容的生活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當然需要評估出一名宋朝平民的收入水平與生活成本。感謝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他們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梳理出非常翔實的宋代物價與日常收入資料（如河南大學教授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價研究》），靠著這些資料，我們完全可以重建一份宋朝“武大郎”的生活賬目，並大體上描述出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

宋朝平民的收入

說到宋朝人的經濟收入，也許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官員俸祿。許多人都知道宋朝官員的工資高哇。事實是不是如此呢？我大略計算了一下：宋代宰相的月俸為300貫，加上各種補貼，如“職錢”“祿粟”“薪炭錢”“芻粟”“傔人衣糧”以及職田租金等，加起來不會少於500貫，相當於年薪40萬美元，這個水準跟美國總統的年薪差不多。知縣的月俸為18貫，加上各類津貼，不會少於40貫，折算成人民幣，月薪少說也有2萬元，雖說不是很高，卻也不算低。但我們要說的“武大郎”們並不是官員，顯然不能以官員薪俸的標準來衡量宋代小市民的收入水平。

武大郎是一名在城市街巷叫賣炊餅（饅頭）的小商販。那麽宋代的商人群體收入幾何呢？建康府的“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錢三二十千，及開解庫、店業之家，家計有數十萬緡者，營運本錢動是萬數”。大城市的富商，每日單房租的收入就有二三十貫，一年下來近萬貫。南宋棗陽有一個叫作申師孟的職業經理人，“以善商販著幹聲於江湖間。富室裴氏訪求得之，相與歡甚，付以本錢十萬緡，聽其所為。居三年，獲息一倍，往輸之主家，又益三十萬緡”。申師孟是個經商奇才，用10萬貫的本錢，三年獲利20萬貫。

生活在城市底層的武大郎當然不可與這些大富商相提並論，我們要直接看宋朝小商販的收入情況。南宋慶元初年，饒州小商販魯四公，在城裏“煮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未嘗與鄰裏有一語致爭”。饒州賣豬羊血羹的小商販，日收入不到200文錢。吳中也有兩名小商販，“同以鬻鱔為業，日贏三百錢”，靠賣活黃鱔為生，每天收入約300文。比較有意思的是一個叫樂生的小販，每日“得百錢即罷休，以其僦屋飲食之余，遨嬉於邸戲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常”。每天賺夠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可見一名宋朝小商販的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之間。

工匠、傭工的日收入也維持差不多的水平。北宋中葉的“淮西達傭”，“翳茨為居，與物無競，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或時得羨於常，則盡推贏易酒肉以歸”。這名“達傭”每日出賣勞動力所得約100文錢，若多賺了十幾、幾十文，都盡買酒肉。宋朝官員雇請搬家的苦力，“日給雇錢人二百（文），往往遠指程驛，務多得雇錢”，受雇的苦力往往還以路途遙遠為由要求加價。崇寧年間，京師校書省雇請人抄書，“每月各人支錢三貫五百文，每日寫字二千五百”，即每日工價約116文。南宋紹興末年，舒州官營酒務“每日合用雜工壹拾貳名，每名日支工食錢貳佰伍拾文省，酒匠壹名日支工食三百文省”，酒務雜工的日工價為250文（省），酒匠為300文（省）。紹熙三年，潭州修築城墻，“日須支工錢三百”。可知宋朝工人的日工價一般也為100文至300文。

其他職業的社會下層人日收入通常也有100文左右。樵夫：北宋張耒有一首詩描述了洛陽西部山民的生活水平：“山民為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人市得百錢，歸守妻兒蒸鬥粟。”每天賣柴所得為100文錢。漁夫：南宋袁說友亦有詩描寫長江三峽漁民的窮日子：“春和夏炎網頭坐，茫茫不覺秋冬過。賣魚日不滿百錢，妻兒三口窮相煎。”日收入不足100文。自耕農：有學者統計了宋代第四等戶的收入：除去稅費之後，每年余糧約有70石，假設糧食的市價為800文每石，年收入約為56000文，平均每日150文左右。甚至一名乞丐也是“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