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創作歷程

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汙辱、傷害的人致敬

文／蘇育琪

難得的家庭聚會，卻分裂成兩國。餐桌的這一頭，是「大人國」，餐桌的另一頭，是「孩子國」，各自興高采烈地聊著屬於自己世代的話題。

有人拿出《天下雜志》，指著封面上龍應台的照片說，「她出了新書，是談一九四九的。」「姐夫，親家公來台灣時，你出生了嗎？」轉述美君與長子離散的故事後，本省籍的舅媽問。

「我父母親在一九四七年來台灣，帶著三個孩子，那年發生了二二八……」台灣出生的姐夫，完全聽不出山東口音，講話還夾雜台語。

「咦，把拔，從來沒聽你說過爺爺的事欸，」十九歲、正在念大學的妹妹，頭轉了過來，加入了大人國。

「把拔，你跟墻上爺爺的照片好像哦，不過爺爺比較帥，」過了暑假就升高三的弟弟，出生時爺爺已經過世。

「把拔，那然後呢……」兩個孩子齊聲問，翻開了家族史的第一頁。

不管你人在哪裏──台灣、香港、大陸、海外，也不管人家怎麽稱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陸人、華僑，幾乎每個華人的家族，都有個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個大分水嶺，決定了現代中國，以至香港、台灣為什麽是現在這個樣子，」醞釀十年、寫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龍應台說，「現在的一切，都是從六十年前開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紀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會挑一九四九。」

那是個天崩地裂、死生契闊的年代。

太多史詩般的故事，發生在你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兄弟姐妹、甚至是我們自己身上，卻很少被訴說。

或許是傷痛太沉，無以言說。

或許為掙紮求生，無心懷舊。

也或許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孫對人生有足夠的體驗，等到社會成熟健康到可以打開舊傷，才會從歷史的灰燼中，探掏散落蒙塵的珍珠，一顆一顆小心翼翼地串起來……。

但是，要快！趁還來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遺憾是，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時，父親不在了，母親失憶了，」四十歲以後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龍應台，有跟時間賽跑的緊張，想「用一個文學的方式，對這一整代已經剩下不多的人，做一個致敬跟告別。」對龍應台而言，文學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

所以，閱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國共鬥爭史，而是家族流離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敗，而是小人物的掙紮求生；不是純粹的歷史，而是復雜深刻的人性。

人，是龍應台最終極的關注。「即使是我最大塊的文章，屬於國家大事、天下興亡的那種文章，你也會看到我敘事的方法，最後它總有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龍應台曾說。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從人的小命運，看時代的大命運，」龍應台希望這本書能帶著讀者，「超越各種爭鬥，看到每個受苦的個人。」龍應台上窮碧落下黃泉，尋找這些受苦的個人，傾聽他們的故事。

她飛越三大洋五大洲，連邊遠的烏坵等離島都踏遍。為了這本書，大作家搖身一變，成為大記者。

在馬祖的介壽獅子市場，她經過一個賣金紙的攤子，一聽說這位老伯伯曾在大陸勞改了三十多年，馬上拉了張小椅子就采訪起來。采訪一江山遺族時，為了取景，她在院子裏站著訪談了四十多分鐘，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紅腫塊。還曾發生有驚無險的意外：往東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濃煙嗆進船艙，幾乎令人窒息。煙霧中，龍應台打開窗戶，伸出頭，任強風撕裂她的頭發。

「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把她當個榜樣，」從事新聞工作四十余年的桑品載，和龍應台一起參訪馬祖，對她的求真精神贊不絕口，「她曾為了求證一個細節，帶著大家去淋雨。」

這樣的角色轉變，對龍應台並不容易。「我不適合做記者，我不太喜歡和陌生人接觸，」龍應台說，作家是孤獨動物，需要處在內心的山洞。常常，她寧可傳簡訊，也不打電話。飯席宴飲，「陌生人不喝，話不投機不喝」。寫起稿來，可以「不吃飯、不喝水，連坐二十五個小時」。在她主辦、主講的一場重要演講前，朋友敲她房門沒有響應，原來她「想到要出來笑臉迎人，痛不欲生，癱在沙發上，」龍應台笑說，她不擔心演講，而是怕演講前的雞尾酒會。

拚命的龍應台，深切的心意，打開了塵封多年、連結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為什麽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利瓦伊恂獨獨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接到約訪電話時，八十九歲的拉包爾戰俘利瓦伊恂慨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