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劉玉章的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 登陸艦在十一月十九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五十五位軍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九月就“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十月十日國慶節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101]

【圖：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島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制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鹵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復了好幾次。

最後，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滿坑滿谷高雄、台南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家夥，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它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102]

彭清靠回家後對兒子明敏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鉆入了。”彭明敏其實了解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麽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麽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103]來台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仿佛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沖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沖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沖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後，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塗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塗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裏，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104]

帶著“受傷”記憶的台灣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一九四九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一九四九，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麽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