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百葉小學

家裏常常沒飯吃，正在發育的槐生，有時餓得暈眩，但是他不敢說——他知道在家裏等著他的母親，比他還餓。貧窮的孩子，太早學會體恤。

後來，他常跟我們說，有一次，他放學回家，下大雪，冷得手發紫、腳抽筋，餓得發昏，跑了幾裏的結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進門——我們，槐生在海島長大的兒女們，就用混聲合唱，充滿嘲諷，回說——“你媽就拿出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

我們的意思是，天哪，這故事你已經講一萬遍了，跟你求饒吧！

但是槐生渾然不覺兒女的嘲諷，繼續說，而且還站起來，用身體和動作來具體化當天的情景：

“我進門，媽媽站在那裏，高興地看著我，手裏拿著那碗白飯，我心裏想，平常連稀飯都不見得吃得到，今天怎麽竟然有白米幹飯。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過來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嘩一聲打碎在地上……”

我們像希臘悲劇合唱團一樣插入旁白，“然後你媽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緊密的記憶隧道裏，接著說，“對啊，她誤會我了，以為我生氣，因為只有白飯沒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沒吃，就為我省這一碗飯……”

我們還要繼續混聲合唱，槐生已經淚流滿面。他從西裝褲袋裏拿出他那一輩人會用的手帕——叠成四方塊，印著格子的棉手帕。

見父親泣不成聲，我們才住手，不吭聲。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圖：在客廳裏，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裏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

他每次從抽屜裏拿出那雙布鞋底來的時候，也哭。

槐生這個獨子，十五歲離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縣志》上說“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饑。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的那一年。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竹簍到市場去買菜，槐生看到火車站前面憲兵在招“學生隊”，這半大不小、發育不良的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心裏怎麽想的，把扁擔和菜簍交給龍家院同來的少年叫“冬秀”的，就兩手空空地跟著憲兵走了。冬秀回來說，槐生冒充十八歲。

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麽。

一九四五年，那時槐生已經是憲兵排長了，十九歲的中學生王鼎鈞也聆聽了一個憲兵連長的“招生”演講。連長說，“憲兵是‘法治之兵種’，地位崇高，見官大一級。憲兵服役三年以後，由司令部保送去讀大學。（連長）很懂群眾心裏和演講技巧，引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熱烈鼓掌。”[11]入伍之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這麽回事。王鼎鈞說，這是“以國家之名行騙”；以後的幾十年中，他都無法原諒這場龐大“騙局”的制造者——國家。

槐生脫離了民不聊生的家鄉，沒想到，在憲兵隊裏卻同樣吃不飽。每天餓著肚子上課、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國家“法治之兵種”滿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來充饑。有一次打野外回來，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暈倒在地上。

槐生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就是一九四九年，乘著一輛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十五歲離家的兒子，這時已經是憲兵連長，帶著整個憲兵隊，經過衡山但無法下車回家。

槐生的農民母親從山溝裏的龍家院走到衡山火車站，一看滿車官兵，蓄勢待發，慌忙中，她從懷裏掏出個東西來，是一雙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過的消息來得太晚，她來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帶來。一針一線縫出來的，粗粗的線，紮得非常密實。

在客廳裏，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裏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槐生說，我要你們記住，這雙鞋底，是你們的奶奶親手縫給我的……

我們無所謂地站著，哎，這是哪裏啊？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灣苗栗縣苑裏鎮耶，誰見過布鞋，誰管它是誰做的、誰給誰的什麽啊？

槐生從褲袋裏掏出那方格子手帕，開始擦眼淚。

等兄弟們都被允許“解散”了，我這唯一的女生又單獨被留下來。

槐生坐進他那張矮矮的圓形破藤椅，雖然有個破電扇開著，他還是搧著一把扇子，說，“來，陳情表。”

十二歲的龍應台，站在她父親面前，兩手抄在背後，開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兇。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湣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