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上直街九十六號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著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海公祠，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麽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麽情況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

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裏千裏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著你的人解釋：“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著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梁，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擡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2]

帶著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鋪——哪一家比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鋪什麽名號，巨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滾動條，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著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應芳苟’，這圖上寫著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著“應芳苟”三個字。

“那麽，”我沉思著，“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著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滾動條，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局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系的水底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