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沒有現在的人就沒有資格談未來

宋曉軍

2009年，我與幾位朋友合作的新書面世後，我接到了幾乎所有英、美大牌主流媒體的采訪要求。說實話，當時並沒有想到這本“說”出來的書，能讓西方媒體有那麽大的興趣。最終，我只接受了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首席記者馬利文的長篇采訪。按照《金融時報》對駐外首席記者的要求，離開所駐國時一定要寫一本有關該國的書。之前我看到過《金融時報》駐印度首席記者寫印度的書，除了新聞觀察的內容外，更多的內容顯然是基於英國國家利益對所駐國文化變遷的解說。說穿了，就是帝國戰略情報分析的一部分。作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國雖然已經衰敗了多年，但《金融時報》還能保持這樣的傳統，著實讓人感嘆。

馬利文的采訪，與當時很多西方媒體不一樣，他更關心的是，在書中民族主義情緒的背後，中國是否有一個潛在的、更大的文化整合策略。也就是說，他更關注的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之上，代表大眾的統治文化與代表決策層的統治文化之間的整合。這種文化整合的核心就是——中國將要以自己的方式實現崛起。

具體到采訪我的內容，能感覺到他真正要探尋的，是我的海軍生涯與這本書之間的內在聯系。因此他不斷詢問中國海軍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什麽？中國決策層和普通民眾對已經通過索馬裏護航走向遠洋的中國海軍寄予何種期待？現在看來，馬利文的提問，為兩年後媒體上常見的包括“南中國海”爭端等在內的“中國威脅論”都作了很好的注腳。

在接受完采訪後，我當時就想，書裏的確沒有馬利文要尋找的答案。2009年剛好是新中國建國60年大慶，官方試圖用愛國主義教育整合市場條件的多元化思維，這一點昔日的西方列強不僅看得很明白，同時他們還會以此為出發點，得出實現了工業化的中國走向很可能是“新帝國主義”和“新軍國主義”的結論。應該說，2009年是西方輿論從“中國崩潰論”向“中國威脅論”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有意思的是，以往一些篤信西方體制模式的知識分子，以往可以用“中國崩潰論”為支撐，強調中國必須效仿西方的體制模式才能避免“崩潰”的觀點，實際上仍沒有脫離100年前中國人的“救亡邏輯”。而對於百年前已完成了工業化的西方而言，他們顯然更想知道的是，隨著近10年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什麽樣的新利益群體？這個利益群體的政治訴求是否與官方對未來中國的設想一致？

事實上，馬利文的采訪提醒了我，他提出的問題也恰恰是我想知道的。

西方工業化的歷史證明，以工業為生的利益群體一旦產生，這個群體的政治訴求將主要體現在掌握工業設備和產品的設計、制造上，他們一定希望大部分工業品是自己設計生產的，因為這是保證他們及他們所在的團體長遠利益的根本方式。這種群體不僅具備足夠的工業知識，而且還有對工業化生活的嚴重依賴。當然，他們價值體系的形成和建立也一定會圍繞於此。

依照這個規律，中國剛性教育每年培養出來的幾百萬工業化人口，就是這個利益群體的主體。因此，我想到了1998年我創建新浪軍事論壇的往事，想起了那些在論壇上不惜筆墨交流讀書體會和討論國家大事的年輕人。當年他們有著大學生和軍事迷的雙重身份，10年後，他們在各行各業裏從事著與中國工業化進程有關的工作。他們對於中國的未來是怎麽想的呢？

說到這兒，不能不提到官方的態度。在面對不斷擴大著的接受工業化教育的人口時，仍采用的是“救亡圖存”式的宣傳。電視屏幕上的層出不窮的抗日題材連續劇和日本不斷“擴軍備戰威脅中國”的新聞，讓人仿佛又回到了1931年。事實上，即便是在1931年，年輕人也並不只是通過文學（像今天一樣通過微博）去釋放“文藝腔”式的政治焦慮感。我手頭剛好有兩本那個年代出版的書——《1931年國際政治年報》和《中國的重要商品》。一群年輕人在翻譯蘇聯的《1931年國際政治年報》的前言中寫道：“目前中國橫著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向哪裏走？’思想界的樊然淆亂，青年的苦悶，全社會的仿徨，都是為著沒有得著合得極適宜的鎖鑰以打開這問題之門。要了解‘中國向哪裏走’，就得先明了中國走到哪裏，中國闖進了一個什麽世界。所以一方面要在歷史上——縱的去了解：中國曾走過了些什麽路程？怎樣走到現在這個階段？現在是怎樣一個階段？一方面要在國際上——橫的去了解：是怎樣的一個政治經濟網交織成現在的一個世界？中國在現在的世界中是在如何形式下存在著？整個世界將走向如何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