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永歷朝廷活＂曹操” 跋扈驕橫孫可望

情景一：永歷六年（1652年，順治九年）正月。在貴州窮僻的安隆千戶所，南明的永歷皇帝，瑟瑟發抖，坐在茅草房“皇宮”裏面一張藤椅上，愁眉苦臉地“上朝聽政”。泥地上面站著的文武臣子，服色不一，總共加起來才四五十人，個個垂頭喪氣。

情景二：同一時間，貴州省會貴陽城中，永歷帝手下的“秦王”孫可望，安居於壯麗宏偉的王府之中。他不僅錦衣玉食貴擬帝王，還自設有內閣、六部、科道等官員，完完全全是個成型的小朝廷，甚至王宮中還有“太廟”（廟裏有三位“廟王”，當中是朱元璋，左為大西“皇帝”張獻忠，右為孫可望的爺爺）。身著王爺服飾的孫可望稱孤道寡，滿面紅光。

相比於漢末曹操得漢獻帝，孫可望牛逼得多。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漢獻帝名義上還有一套行政班子。孫可望更幹脆，他自己私設一套班底，永歷帝的班底倒成為草台班子。皇帝成為囚籠中的鳳凰，棲於僻遠蠻荒，而這位孫王爺，卻高居大城的“九重”王府。

無聊而較真的“原則”問題——“一字王”還是“二字王”

孫可望原名孫可旺，是陜西米脂人，無賴子弟，年青時代跟從張獻忠作賊，由於他狡黠多智，為大魔頭所喜，收為養子，改名張可望。

張獻忠只有四個養子，老大孫可望，老二李定國，老三艾能奇，老四劉文秀。當然，張獻忠時代，這四個人都姓“張”。

大賊頭張獻忠在四川被清軍射死後，軍眾潰散，張可望保有四萬多人，一路沖蕩，由四川而貴州，由貴州而雲南，最終借沙定洲之亂，占據了雲南地區和貴州大部。此時，孫可旺自以為原有名不雅，改名為“可望”。這種改法，很似把“得財”改為“德才”，稍一改動，氣象大異。

進入雲南後，孫可望為首，稱“平東王”，李定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劉文秀“撫南王”，至此，大家都過了王爺的“癮”。

南明的四川巡按錢邦芑率人收復四川大部後，有人勸說，表示孫可望入據雲南，可以招徠。當時就有人立刻反對：“孫可望乃張獻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為我用。”錢邦芑很有遠見，他認為孫可望在雲南完全一改張獻忠作法，不妄殺人民，行事大有紀律，應該爭取。於是，錢大人親自修書，派人持往雲南招引孫可望為明朝效力。

此舉，大出孫可望意料，他喜出望外，對來人講：“朝廷文官，從來與我輩為仇，絕不相通。今遣使來問，我怎能不高興！不過，我們四人稱王已久，請轉告錢按院，如能替我們上疏，封我等為王，我們肯定以全滇境土人馬，歸附朝廷。”

顯而易見，孫可望開始非常有誠意與明朝修好。錢邦芑文人，作事慎密，他在上報永歷朝廷詳述孫可望想歸順的同時，回報孫可望說：“本朝祖制，從無異姓封王者。”既便如此，他也沒放死話。明朝祖制，確無異姓功臣活著封王，時移世異，一切要聽朝廷定奪。

依當時情況，南明朝廷屢屢播遷，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皆敗亡，如果弄個王爺帽子籠絡一下孫可望，自可換來對方感激涕零的忠順。但是，永歷朝臣書呆子多，爭來吵去，一時間難以就孫可望封王之事達成一致。

當時，孫可望本人很主動，派出本來就是明官的老鄉楊畏知為使節，到達肇慶拜見永歷帝，獻上一份重禮，希望永歷朝廷封他為“秦王”。

出於各自私心，當時在朝的李成棟養子李元胤、袁彭年以及多位文臣皆反對封王。特別是幾個明朝在貴州一地的軍頭，深恐孫可望為王後受其轄制，紛紛上書反對。

楊畏知雖為孫可望所遣，心向明朝，勸當朝諸公不要吝惜一個王封而變友為敵。變通之下，永歷朝廷決定封孫可望為二字王，但很快改變主意，只同意封孫可望為公爵，賜名“孫朝宗”。

恰巧糾葛之際，南明的軍閥陳邦傅在廣西，勢單力弱。他為了扯虎皮作大旗，張大其勢，與已經進入兩廣地區的大順余部高必正、李來亨等相抗，就想拉攏孫可望。

陳邦傅的手段很奇特，他趁永歷朝廷議論未決之時，自己用黃金偷鑄一顆重達百兩的“秦王之寶”大印，偽造永歷帝敕書，封孫可望為王爺，以此來達到交結對方的目的。陳邦傅不僅“封”孫可望為“王”，還“封”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三人俱為“國公”。

行使這項“任務”的，乃陳邦傅心腹門人胡執恭。

胡執恭本來就是北京專門制造假印私信的遊棍，十多年中屢犯死罪，趁明末大亂之際，逃入軍中，得為陳邦傅謀主。他辦事很麻利，翻蹄亮掌奔往昆明，一見孫可望，立刻拜倒稱臣，獻上鬥大黃金印，表示說永歷帝非常信賴孫可望，然後又詳述陳邦傅私下結交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