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及其《秦漢史》（第4/5頁）

對於以《秦漢史》為代表的呂思勉的斷代史研究，嚴耕望曾經著文《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予以評價。他寫道：“有一位朋友批評誠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書，其實有幾個人能像他那樣抄書，何況他實有許多創見，只是熔鑄在大部頭書中，反不顯豁耳。”對於《秦漢史》等論著的撰寫方式，嚴耕望也有自己的批評意見：“不過誠之先生幾部斷代史的行文體裁誠有可商處。就其規制言，應屬撰史，不是考史。撰史者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話寫出來：要明出處，宜用小注。而他直以劄記體裁出之，每節就如一篇劄記，是考史體裁，非撰史體裁。”又據錢穆的說法，就《秦漢史》這幾部斷代史的寫作初衷有所說明：“不過照賓四師說，誠之先生這幾部斷代史，本來擬議是‘國史長編’。”嚴耕望說，“作為長編，其引書固當直錄原文。況且就實用言，直錄原文也好，最便教學參考之用。十幾年來，諸生到大專中學教歷史，常問我應參考何書，我必首舉誠之先生書，蓋其書既周贍，又踏實，且出處分明，易可檢核。這位朋友極推重趙翼《廿二史劄記》。其實即把誠之先生四部斷代史全作有系統的劄記看亦無不可，內容博贍豐實，豈不過於趙書邪？只是厚古薄今耳！”（嚴耕望：《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大陸雜志》第68卷第1期）關於“撰史體裁”和“考史體裁”的區分，本來只是個別學者的意見。借用這一說法，應當說傳統史學以“考史”居多。不過，在西方史學傳入之後，“撰史體裁”壓倒了“考史體裁”。其實，史學論著的體裁和形式本來應該允許多樣化。蘇軾詩句“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東坡詩集注》卷二八），指出了自然之美“各有態”的合理性。清人陳維崧筆下所謂“燕瘦環肥，要緣風土；越禽代馬，互有便安”（《毛大可新納姬人序》，《陳檢討四六》卷一二），也強調了多樣性的自然。此所謂“風土”，本義是空間概念，或許也可以移用以為時間概念，則古人“王楊盧駱當時體”（杜甫：《戲為六絕句》）詩意，似乎也隱含其中。

時下最被看重的史學成果的載體，是所謂學術論文。現今一些學術機構的價值評定系統，對於論文的品評，又有若幹附加的條件，例如刊物的等級，摘引的頻度，篇幅的長短等。實際上，論文這種形式的通行，其實對於具有悠久傳統的中國史學而言，是相當晚近的事。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史學所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論著，並非是以今天人們眼界中的“論文”的形式發表流傳的。我們看到，即使在20世紀論文形式開始興起之後，一些史學大師的研究成果，其實也並不是以這種整齊劃一的定式生產出來的。有的學者認為有必要為高校歷史學科的學生選編史學論文的範本，如果嚴格按照現今的論文格式規範要求，說不定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的許多傑作也難以編列其中。清乾隆《禦選唐宋詩醇·凡例》寫道：“李杜名盛而傳久，是以評賞家特多。韓白同出唐時，而名不逮。韓之見重，尤後於白。則品論之詞，故應遞減。蘇陸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復不敵。晚出者評語更寥寥矣。多者擇而取之，少者不容傅會。折衷一定，聲價自齊。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關於詩人“名望”所以差異，論說未必中肯，然而最後一句，卻指明了內容和形式之關系的真理：“燕瘦環肥，初不以妝飾之濃澹為妍媸也。”學術的“品論”和“評賞”，應當首先重視內容，形式方面的“妝飾之濃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標準。

所謂“劄記”，其實就曾經是傳統史學的“當時體”。許多中國史學名著當時都是以“劄記”的形式面世，而後亦產生了長久的歷史影響的。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顧炎武的《日知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和《陔余叢考》等，雖著者或謙稱“睹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趙翼《陔余叢考小引》），而內心實有“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和“自信其書之必傳”（顧炎武《與楊雪臣書》）的自負。這些論著在後來學人心目中的等級和價值，在史學學術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些論著均以劄記形式存世。近世史學學者仍多有沿用劄記形式發表學術創見者。如顧頡剛《浪口村隨筆》（上海合眾圖書館1949年油印），後經增訂，輯為《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 10卷本《顧頡剛讀書筆記》（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版）經顧頡剛先生親訂，並由後人整理，學術價值尤為珍貴。此外，陳登原《國史舊聞》（三聯書店1958年版）、錢锺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賈敬顏《民族歷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吳承仕《檢齋讀書提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羅繼祖《楓窗三錄》（大連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都是治史者不能忽視的名著。有的學者將論文、劄記、報告以及演講稿的合集題為“劄記”，如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劄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也說明對“劄記”這種學術形式的看重。呂思勉《秦漢史》等書有“劄記”的痕跡，絲毫不減損其學術價值，反而使史學收獲的樣式更為豐富多彩。對於其價值甚至“過於趙書”即超過趙翼《廿二史劄記》的意見，我們雖未必百分之百贊同，但也願意在進行學術史評判時以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