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及其《秦漢史》（第3/5頁）

我們還看到，呂思勉《秦漢史》中“交通”一節及“倉儲漕運糴糶”一節中有關“漕運”的內容，篇幅達到一萬四千字左右，是為空前的對秦漢交通的集中論述。這在中國交通史的學術史上是應當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的。

有學者總結說，“呂先生的中國通史（包括斷代史）著作是全部著作中的最巨大工程”。這一工作，“把他早期的想法《新史抄》逐步擴大和充實。所謂《新史抄》，其實也是自謙之辭”，“呂先生說的‘抄’，是說寫的歷史都是有‘根據’的，不是‘無稽之談’，也非轉輾抄襲，照樣有獨到之功的”。他自以為“性好考證”，“讀史劄記是他歷年讀史的心得”。除了繼承乾嘉學者重視文獻學功夫的傳統之外，“呂先生的讀史劄記還重視社會經濟、少數民族歷史和學術文化方面的各種問題。因此，他既繼承了清代考據學的遺產，同時又突破乾嘉學者逃避政治現實，為考證而考證的束縛”。

論者還指出，“寫在‘五四’以前的《白話本國史》，在第一編‘上古史’中三次公開提到馬克思和他的唯物史觀與《資本論》，並說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階級的變化，很可以同馬克思的歷史觀互相發明”。“從這一點來說，呂先生接受新思想的態度是很積極的，是跟著時代的腳步前進的。”《呂著中國通史》抗日戰爭時期出版於日本人占領的上海，呂思勉在書中“是有寄托的”，他說：“頗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狀之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豫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有所啟示。”這部中國通史最後引用梁任公譯英國文豪拜倫的詩作作為全書總結：“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難道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為奴為隸，今生便了！”（胡嘉：《呂誠之先生的史學著作》，《蒿廬問學記》，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44頁至第46頁，第50頁）回顧悠久歷史亦期盼“自由回照”，也是今天的治史者和所有關心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們的共同心願。

關於呂思勉《秦漢史》的撰述方式，湯志鈞指出，“分上、下兩編，上編敘述政治史，實際上是王朝興亡盛衰的歷史，基本上采用紀事本末體；下編分章敘述當時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文化學術上的各種情況，采用的是舊的敘述典章制度的體例。盡管不易看清歷史發展的全貌及其規律性，但他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鉤稽排比，鑒別考訂，給研究者帶來很多方便。特別是下編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文化學術部分，原來資料很分散，經過搜集整理，分門別類，便於檢查。”（湯志鈞：《現代史學家呂思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2期）楊寬也曾經總結說，“呂先生為了實事求是”，“采用了特殊的體例”。這就是，“分成前後兩個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的興亡盛衰，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各個時期政治設施的成敗得失，以及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等，采用的是一種新的紀事本末體。後半部是社會經濟文化史，分列章節，分別敘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具體發展情況，采用的是一種新的敘述典章制度的體例。”（楊寬：《呂思勉先生的史學研究》，《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具體來說，以秦漢史為對象“分別敘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學術等方面的具體發展情況”，《秦漢史》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是這樣進行學術布局的：“秦漢時社會組織”，“秦漢時社會等級”，“秦漢時人民生計情形”，“秦漢時實業”，“秦漢時人民生活”，“秦漢政治制度”，“秦漢學術”，“秦漢宗教”。首先注重“社會組織”和“社會等級”的分析，將有關“政治制度”的討論更置於“人民生計情形”、“實業”和“人民生活”之後，體現出極其特別的卓識。在對於“秦漢時社會等級”的論述中，所列“秦漢時君臣之義”和“士大夫風氣變遷”兩節，其中論議得到許多學者贊賞。這種新體例的創制，帶有摸索試探的性質，自然不能說至於盡善盡美，但是對於史學論著中斷代史撰述方式的進步，畢竟實現了推動。而且，我們今天看來，也並不認為這種方式會使人們“不易看清歷史發展的全貌及其規律性”。我們以為，對於“歷史發展的全貌及其規律性”的說明，最高境界是讓讀者通過對歷史真實的認識，獲得自己的理解。而作者強加於讀者的說教，早已令人反感。特別是簡單化、公式化和生硬地貼標簽式的做法，往往使得歷史學的形象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