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漢中葉事跡（第2/22頁）
要而言之，社會有兩種：有能以人力控制者，有不然者。立乎今日以觀往古，能以人力控制者，蓋惟孔子所謂大同之世為然。小康之世，則承其遺緒者也。自小康之治雲遙，凡事一任其遷流之所至，遂成為各自為謀，弱肉強食之世界矣。欲正其本，非劃除黨類（class）不可，此固非漢人所知。而既有黨類，即利害相反，而終無以幾於郅治，又非漢人之所知也。其爭欲以吾欲雲雲之策，謀改革之方也，亦宜矣。
以上就國內言之也。若言國外，則異民族林立，上焉者宜有以教化之，使之偕進於禮義，下焉者亦宜有以懾服之，使不為我患，此亦當時之人，以為當務之急者也。《史記·律書》曰：“高祖有天下，三邊外叛，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厄，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兇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1)今未能銷巨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邊。”此可見秦皇、漢武之開邊，亦非其一人所為也。語曰：英雄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時勢造英雄，屢見之矣，英雄造時勢，則未之聞。所謂英雄，皆不過為一時風氣之所鼓動而已矣。
第二節 儒術之興
中國自漢以後，儒術盛行，其事實始於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術之人也。武帝之侈宮室，樂巡遊，事四夷，無一不與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禪及起明堂，則惑於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學也。然儒術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則所謂風氣既成，受其鼓動而不自知也。
《漢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詔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此與後來之立《五經》博士，建元五年。為置弟子元朔五年。同其功。利祿之途，一開一塞，實儒術興盛之大原因也。(2)而武帝於其元年行之，《贊》所由美其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也。《董仲舒傳》雲：“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案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仲舒對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舉孝廉，則不得雲仲舒發之。《通鑒》乃系其事於建元元年，雲不知在何時，惟建元元年舉賢良著於紀，故系之。又疑紀言是年十一月初舉孝廉為誤。見《考異》。後人並有謂仲舒對策，實在建元元年者。然《封禪書》謂建元六年竇大後崩，其明年，征文學之士公孫弘等，(3)《漢書·郊祀志》無此四字，蓋為鈔胥所刪，昔人鈔書，隨手刪節處甚多。自唐以前，《漢書》之傳習，較《史記》為廣，故其見刪節亦較甚。《史》、《漢》相同處，《漢書》辭句，率較（史記》為簡由此。後人謂孟堅有意為之，據之以言文字，則大繆矣。古人著書，襲前人處，率皆直錄，事有異同，亦不刪定，如《漢書·陳勝傳》襲《史記》至今血食之文是也。何暇刪節虛字邪？則弘之見擢，確在元光元年。紀言弘事不誤，其言仲舒事不誤可知。雲舉孝廉自仲舒發之者？蓋初特偶行，得仲舒之言，遂為經制，抑本傳辭不審諦，要未可據以疑本紀也。武帝即位，年僅十六，逾年改元，則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縱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衛綰亦未聞其以儒學顯，然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之事，其為風氣使然，無足疑矣。
魏其、武安之事，見於《史記》本傳。曰：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大尉。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大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宗室，皆不願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大後。大後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大後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大後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儒林傳》：王臧、趙綰嘗受《詩》申公，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駟馬迎申公，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大後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二年請毋奏事東宮，則元年常奏事東宮可知。然則罷黜百家之事，雖謂大後可其奏可也。《儒林傳》言大後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大後怒，使入圈擊豕。果為五千言之文，固即不說道家，豈得詆為家人言？疑大後所好者實非今《老子》書也。要之大後實無所知，其賊趙綰、王臧，非欲隆道而抑儒，特惑於外家之毀言耳。《五經》博士之立，事在建元五年，大後亦尚未崩，未聞其爭不立老子，此大後不疾儒術之證。以本無所知之人，而亦能可罷黜百家之奏，益知儒術之興，由於時會也。《禮書》曰：“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禦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幹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大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禦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鹹稱大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大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雲。”案《屈原賈生列傳》，言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故。絳、灌之屬害之。乃不用。然則其初亦有意於用之矣。賈山亦勸文帝定明堂，造大學，見《漢書》本傳。《孝文本紀》言：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丞相張蒼。推以為今水德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封禪書》曰：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是歲，《封禪書》作明年。新垣平見。《封禪書》雲：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十七年，平以詐誅，帝乃怠於改正朔、服色之事。然則文帝且嘗頗行之矣。謂其好道家之學，而謝有司之議，實不審之談也。不特此也，秦始皇之怒侯生、盧生也，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大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興大平指文學士言。《叔孫通傳》雲：秦時以文學征，待詔博士。伏生亦故秦博士。《儒林傳》。然則始皇雖焚書，所用未嘗無儒生。蓋亦有意於改制度、興教化之事矣。其任法為治，特因天下初定，欲以立威，使其在位歲久，自以晏然無復可虞，亦未必不能為漢武之所為也。然則法制度，興教化，乃晚周以來，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漢文、景，非有所未皇，則謙讓而不能就其事耳。至於武帝，則有所不讓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為。故儒術之興，實時勢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屬所能為，並非董仲舒、公孫弘輩所能扶翼也。然武帝終非能知儒術之人也。叔孫通之為漢立朝儀也，征魯諸生三十余人。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兩生蓋謂通將大有所為，不知其僅以折夫拔劍擊柱者之氣也。禮書》訾通多襲秦故，於官名少所變改；其言孝景，則並晁錯之削弱諸侯，亦以為議禮之事；賈生為官名，悉更秦之故；趙縮、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國，除關；然則漢儒之言改制者，其所苞蓋甚廣，非徒改正朔、易服色，無與實際之事而已。今《史記》、《禮書》已亡，武帝之所定者，已不可見，度不過儀文之末。何則？苟有大於此者，節文度數，雖不可得而詳，後人必有能言其略者也。《漢書·武帝紀》言大初元年，改歷，用夏正，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今觀《百官公卿表》，武帝於秦官實少所變改，則其所定者皆瑣細不足道可知。當時議者，或欲俟諸大平之後，乃采風俗，定制作；此六字最精。采風俗而後定制作，所謂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其所定者，必皆切於民生實用，非如後世之制禮者徒以粉飾視聽，民莫之知，而其意亦本不欲民之知之也。或則高談皇古；蓋皆不肯苟焉而已。而武帝則徒欲其速成，雖褊狹有所不恤。其曰漢亦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襲禮，三皇不沿樂之義，特惡夫高議難成而已。自是以後，所謂禮樂者，遂徒以飾觀聽，為粉飾升平之具，而於民生日用無與焉，豈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