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留下的傳統（第2/3頁）

嚴格講來，元朝的財政稅收，也就是沒有組織與系統。《元史》“食貨志”說：“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其取於江南者，曰夏稅，曰秋稅，此仿唐之兩稅也。”

所說內郡即是華北，其原則即是按戶或按丁抽稅，同等稅率，不計內部詳細家資之上下。雖然其戶又析為“絲銀全科戶”及“減半科戶”等四類，後又劃分為八等，其基本原則不變，即每類每等仍按一定的數額納稅，驟看起來，其稅率甚高，如“包銀”每戶四兩，後減為二兩。而實際則所登記之戶並非一戶。董文炳為縣令時即“使民眾聚口而居，少為戶數”。因之世祖統一全國時，登記的戶數逾一千四百萬。而整個長江以北不及二百萬，其中約一半為“五戶絲戶”，他們所繳的賦稅，已配給於蒙古的貴族。

然則情形尚不如是簡單，Herbert Franz Schurmann的研究，華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並無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為很多的“封祿（appanages）”，元時稱為“投下”，隸於蒙古貴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才逐漸的將財政稅收集中。可是內中有很多特殊的戶專對某某貴族履行種種不同的義務，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還有貴族領有“采珠戶”三萬戶的例子，看樣子也不是真有這麽多的戶口采辦珍珠，而是他們有集體供奉珠寶的義務。又如很多漏於登記的戶口，查出後編為“淘金戶”，也不是實際上強迫他們去當礦工，而是課以一種高稅率的財政義務。

華南的稅收則是計畝抽稅，宋朝的底賬在臨安接收之後，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時其數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長江三角洲一帶征實物外，一般按底賬納鈔。忽必烈在幾年之內驟得江南，又要籠絡人心，所以一般折換率都對納稅人有利。其受實惠者則為地主而非貧民，而南方人所納賦稅較北方人為低，也叠經有正義感的官員提出。在元世祖忽必烈領導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錢谷”。有如回紇人阿合馬（Ahmed Benaketi）替世祖理財二十年，他增加新稅收，核實發現隱匿，為皇帝信用，做到中書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實權，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處勘察的權力，為正規的廷臣所不滿，直到他為人謀殺之後忽必烈還將兇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馬個人及其手下人貪汙枉法的情事為眾口一辭的揭舉，皇帝才命令發墓戮屍。又有漢人世榮和西番人桑哥（Sangha）也企圖替忽必烈加強財政的管制，也遇到類似的命運。桑哥得意之日，各處替他立“德政碑”，後來他為眾人攻擊，一個近臣尚且向忽必烈進言：“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元世祖才先後判兩人死刑，他們的手下親信也被懲處，連以前作桑哥德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趙翼指斥“嗜利”的實為世祖本人，因為他“在位三十余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為始終”。《元史》的編者則把三人列入“奸臣傳”內。我讀中國歷史尤其留心財政史幾十年的經驗，則覺得元朝財政稅收亟應整理，同時其國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當日專制皇權之下，由二三倖臣主持，必無好結果。而這時候“天下騷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為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也不能說全是誣陷之辭，沒有事實上的根據。不過歸根結柢，這種種情形還是由於當日無法產生一個確切核實的會計制度，所以“寬仁”則一切馬虎，“務實”則下端的殘虐無法遏止，很難能說得是個人的錯誤，只是忽必烈是一個手段靈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於要在各方討好，才不惜歸罪於少數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譽。

這件事情也終忽必烈之世尚沒有著落。1291年禦史台奏言：“鉤考錢谷自中統初至今余三十年（應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拯，而其余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皇帝的旨意則是“議擬以聞”，可是以後也沒有確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遺留的一套財政機構，既不副實，也很紊亂。耗費於王公貴族之私囊內的既多，國庫的收入就受影響。所以除了上述三個“奸臣”以遊擊戰的方式增加財源外，還要靠以戰時姿態於法外征集人員與物資。中統正元間他發的鈔票還不算過多，繼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這種紀錄，終演成元末的惡性通貨膨脹。這種情形也解釋了元朝不能成為一個有主體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時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須以鐵腕開創他的系統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經後人議論，現在看來，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著絕對的真理。各種宗教都可以當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侶方丈修道士之流任為官吏，與他們同信條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聞學才識”的讀書人，也遣人在各處尋訪“醫、儒、僧、道”。劉秉忠已出家為僧，他又叫他還俗，給他復姓賜名，參加樞密院（一個軍事機構）的會議。他在1265年接見馬哥孛羅的父親和伯父的時候，還央請他們轉告教皇，派一百個天主教的長老僧侶，幫助他管理一個日形壯大的帝國。南宋覆亡時在臨安降元的是幼帝趙，當時五歲不到，以後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顧。當趙十七歲，世祖命他到土番學佛，可惜的是我們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