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貳卷【亂世豪雄篇】第11章.長河落日 第49節（第2/7頁）

古文經學在學理上對經學的貢獻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經學家們都是以研究學問為宗旨，不受師法家法的約束。既無師說和章句，當然就無師法家法可言，這隨即成為標榜師法家法的今文經學家抵制古文經學的一條至關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經學要爭取官學地位，古文經學的儒士們要想進入朝堂，則必須破除死守師法家法的陳規。

在古文經學強有力的挑戰下，今文經學各家各派為了共同抵禦對手，不得不拆除內部的宗派藩籬，取長補短。此外他們也受到了古文經學學風的影響，其內部的師法家法也開始逐漸削弱。大儒張玄習《顏氏春秋》，但又兼通數家，因此丟掉了博士職位。但儒生們認為他學問高深，願意從其學習，弟子上千。這種混淆家法的做法漸漸受到儒士們的歡迎，甚至盛行於太學之中。

雖然今文經學中的正統派仍在力圖維持師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學的權威地位，但在學習途徑增多，學術交流和論爭頻繁，各家學說的優點和弊端都日益明顯的形勢下，仍要求儒生們尊一師之說，守一家之學的做法越來越行不通了。

孝順皇帝時，曾規定諸生舉孝廉，務必試家法，但此後以經術舉為孝廉的儒生中，有許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學多識的人物，如服虔先為太學生後精研《左傳》，被舉為孝廉。可見“試家法”的規定未能嚴格執行。盧植大師通古今學，不守章句，竟被任為博士，鄭玄大師更是不專一師之說的博學之士，也被征為博士。由此可見到了孝靈皇帝朝，連太學博士的家法也開始動搖了。

自光武皇帝以來，本朝儒生大都研習兩經以上的學問。而且古文經學興起後，今、古文經兼治成為一時的風尚。儒生們越來越向著通學的方向發展，相當大一部人甚至學通五經，還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讖緯、數術，比如蔡邕、荀爽、楊彪、鄭玄大師等人。

另外，經文文本的正定和統一，也大大促進了“通學”的發展。在經學傳授中，因為師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經的不同，經文文本的差異非常大。經文不統一，經說自然更無法統一，有些儒生為了謀取利益甚至還在經籍文字上作手腳。所以自本朝中後期開始，經文文本不斷被正定、統一，規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孝靈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揚等人正定六經文字，並由蔡邕書丹於碑，立於太學門外。

古文經學的發展，今文經學的衰落，師法家法的淡化，經文文本的統一，種種事實證明，今、古文經學的融通是必然的，鄭玄大師的新經成為官學也是必然的，無人可以憾動新經的地位。

郗慮和趙松聞言，大喜過望。

李瑋是大漢朝丞相，是一位年輕的丞相，他的仕途至今看來還是非常輝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李瑋的地位無人可以替代，他對新經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有了李瑋這句承諾，新經在天下穩定後將得到迅猛發展，鄭玄大師在新經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堅實的保障。

“但是，新經有兩個不足的地方。”李瑋望著喜形於色的兩位大臣，緩緩說出了一句令人心驚膽戰的話。

“本朝今文經學的儒生們一般抱殘守缺，穿鑿附會，而古文經學的儒生們雖然在學問上比今文經學的儒生們要廣博得多，但仍不能擺脫傳統的束縛和桎梏，最顯著的便是《易》學。古文經學的《易》拘泥於象數蔔筮，支離瑣碎，可厭之處和今文經學的《易》學相差無幾。”

“鄭玄大師在融合經今古文經學的時候，在注解《易》學的時候，依舊沒有擺脫這種束縛和桎梏。他在注解中摻雜了大量的讖緯並且解經煩瑣，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穎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責的原因。”

“讖緯和繁瑣是新經的兩個致命缺陷，尤其是讖緯，更成為今古文經學兩派儒生共同攻擊的對象。”

“關西楊家是今文經學世家，在今文經學走向窮途末路的時候，他們突然跳出來，以新經指正新經，以新經反駁新經，以新經糾正新經，不能不說他們的智慧非常高，他們的策略非常巧妙。”

鄭玄大師本人更偏重於古文經學，他在注經的時候，沒有遵循師法、家法，也不守章句。但幾百年來，讖緯之學已經深深紮根於經學，對儒生們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在融合今古文經學的時候，對讖緯采取了保留的態度，在注經中多以讖緯為據，並且為緯書《尚書中侯》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