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貳卷【亂世豪雄篇】第2章 如臨深淵 第11節（第2/3頁）

因為學術思想的不同，治國策略也大不一樣，什麽樣的學術思想決定著什麽樣的治國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輕禮治國，儒家重禮則以德治國。治國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導致了國家律法的不同，具體國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賢提倡以民為本，有的先賢提倡以君為本，有的認為富國強民要農工商並重，有的則認為要重農抑商。

從本朝來說，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黃老之學，本著以民為本的主旨，采取無為而治，清靜守法，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的治國策略。具體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國，皇權和相權分開，財賦政策靈活自由，賦稅低，官府幹預少，自由放任。所以這一時期國富民強，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發生了變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遠擊匈奴後，繼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沒有得到大臣們的支持，而國庫也越來越枯竭，於是他立即開始改制變法。

孝武皇帝首先從學術思想上動手。大儒董仲舒上書，要求尊儒隆禮，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隨即尊崇儒學，罷黜百家，結束了黃老之學在本朝學術思想上的主導地位。然後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學術為基礎，以君為本，大肆修改律法國策，繼而結束了本朝清靜守法的時代。“以德治國”隨即取代了“以法治國”。具體到朝廷來說，就是皇權淩駕於相權之上，內廷權重。皇帝獨攬權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為所欲為，皇帝的意志成為律法，實現了極端的人治。具體到財賦政策來說，就是重農抑商、增加賦稅、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甚至征收算緡錢，重擊商賈。

從春秋、戰國，到秦，到本朝，凡權力鬥爭最殘酷最激烈的時候，都和學術思想、和治國策略有關。比如戰國時期的秦國商鞅變法，雖然這一時期秦國的權力鬥爭最血腥，但商鞅的變法卻成功幫助秦國由弱轉強，莫定了始皇帝統一天下的基礎。反觀我們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卻讓大漢國由盛轉衰，並造就了兩百年前的王莽篡國之禍，今日的社稷敗亡之災。

我們要拯救杜稷，要中興社稷，首先就要從社稷的根本開始拯救，那就是學術思想。現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經學，以古文經學為官學。

學術思想改變了，治國策略隨即改變，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這個治國策略對學術上來說，就是不再獨尊儒學，而是兼習法學，黃老之學和荀、孟之學等等諸子百家的學術。對律法政策來說，就是一改舊日的以德治國，而是外禮內法，隆禮重法，禮法並重。

學術思想的改變需要一段時間，等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這種改變後，隨即將“德主刑輔”改為“以法治國”。以民為本，以法治國才是我們最終的治國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樣，都要遵從大漢律法，這樣才能重建盛世，中興社稷。

以法治國的策略具體到朝廷，就是皇權和相權分開，皇室和朝廷分開。具體到財賦政策就是輕徭薄賦，農工商並重，鹽鐵放開，與民休養。

“老大人所說的官學、國策、官制正是保證社稷中興的關鍵所在，也是大漢國祚得以延續的根基。中興之路非常長，非常艱險，需要君臣上下齊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瑋稍稍停頓了一下，語調低沉地說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興的一個契機，但也許我們會失敗，也許我們都會和商鞅一樣，死於非命，所以請大人務必慎重，懼重又慎重。”

李瑋的解釋，讓李弘徹底明白了這一年來社稷動蕩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奸閹，利用皇統之爭大肆打擊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臨終前送出長公主連下兩道遺詔的本意。先帝要捍衛皇權，捍衛皇帝和皇室至高無上的權威。

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陷進了皇權和相權的爭鬥，陷進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治國策略的爭鬥，陷進了學術思想的爭鬥。

先帝恩寵自己，說自己拱衛了社稷，而士人要殺自己，說自己威脅了社稷。現在看來，這兩種說法都對，因為自己強大的武力對他們維護各自的治國理念產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爭表面上看是為了權力，但權力之爭的背後其實是江山社稷。誰擁有了治理天下的權柄，誰就是這江山社稷的真正統治者。

在皇帝看來，皇帝就是社稷的統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來，皇帝不過是個象征，忠於皇帝和忠於大漢是一樣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統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權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敗，皇權還是至上，光武皇帝變本加厲皇權天授，其實就是皇帝告訴士人，我就是大漢，大漢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漢的士人們不賣這個帳，他們不斷地從學術、從國策等各個方面頑強的向皇權發動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