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經學與周禮（第4/5頁）

儒家認為，人和社會都不過是自然精神的復制品。戰國時期，陰陽五行思想勃興，學術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風，講求人與自然的聯系，主張社會組織仿效自然法則，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說。《周禮》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積極奉行者。

《周禮》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冬官等六篇為間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說的宇宙。《周禮》六官即六卿，根據作者的安排，每卿統領六十官職。所以，六卿的職官總數為三百六十。眾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數。《周禮》原名《周官》，此書名緣何而起，前人曾有許多猜測。依筆者之見，所謂《周官》，其實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為書名，暗含了該書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數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則。其後，劉歆將《周官》更名為《周禮》，雖然有擡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卻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傳統理念中，陰、陽是最基本的一對哲學範疇，天下萬物，非陰即陽。《周禮》作者將這一本屬於思想領域的概念，充分運用到了政治機制的層面。《周禮》中的陰陽，幾乎無處不在。《天官·內小臣》說政令有陽令、陰令；《天官·內宰》說禮儀有陽禮、陰禮；《地官·牧人》說祭祀有陽祀、陰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陰陽思想的體現。南為陽，故天子南面聽朝；北為陰，故王後北面治市。左為陽，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廟在左；右為陰，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禮》王城的選址也是在陰陽之中。所以，錢穆先生說，《周禮》‘把整個宇宙，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時代考》）。

戰國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時代。陰、陽二氣相互摩蕩，產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間萬事萬物，都得納入以五行作為間架的體系，如東南西北中等五方，宮商角徵羽等五聲，青赤白黑黃等五色，酸苦辛鹹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禮》中也得到了重要體現。在《周禮》的國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雞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眾所周知，在五行體系中，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牛為土畜。《周禮》五官所奉五牲，與五行思想中五畜與五方的對應關系完全一致，具有明顯的五行象類的思想。與此相呼應，地官有‘牛人‘一職，春官有‘雞人‘一職，夏官有‘羊人‘一職，秋官有‘犬人‘一職，冬官有‘犬人‘一職。

綜上所述，《周禮》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的藍圖。這樣說，絲毫不意味著《周禮》中沒有先秦禮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對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簡單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學理念進行某些改造，然後與作者創新的材料糅合，構成新的體系。

蘊涵於《周禮》內部的思想體系，有著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征。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諸家本各為畛域，《易》家言陰陽而不及五行，《洪範》言五行而不及陰陽；儒家諱論法治，法家譏談儒學。陰陽與五行，經由鄒衍方始結合；儒與法，經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陰陽、五行的結合，肇於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周禮》以儒家思想為主幹，融合法、陰陽、五行諸家，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其精致的程度，超過《呂氏春秋》，因而其成書年代有可能在《呂氏春秋》之後，而晚至西漢初。

五、學術與治術兼包

《周禮》一書，體大思精，學術與治術無所不包，因而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後儒嘆為‘非聖賢不能作‘，誠非無稽之談。

所謂‘學術‘，是說該書從來就是今古文之爭的焦點。漢代經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的稱為‘今文經‘，用六國古文書寫的稱為‘古文經‘。漢初在孔子府宅的夾壁中發現的文獻，以及在民間征得的文獻大多是古文經，而立於學官的都是今文經。今文經與古文經的記載不盡一致，因而雙方時有爭論。漢代古文學以《周禮》為大宗，今文學以《禮記·王制》為大宗。為此，《周禮》每每成為論戰中的焦點，加之它傳授端緒不明，屢屢受到今文學家的詰難，如著名經師何休就貶之為‘六國陰謀之書‘；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則指斥它出於王莽篡漢時劉歆的偽造。相反，褒之者如劉歆、鄭玄等則譽之為‘周公之典‘。

盡管如此，《周禮》依然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唐人為‘九經‘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賈公彥的《周禮疏》，受到朱熹的贊賞。清儒為‘十三經‘作新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冠絕一世，至今無有出其右者。歷代學者圍繞《周禮》真偽等問題所作的種種考索，更是浩繁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