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青梅煮酒 → 董卓進京述論（第3/10頁）

不過，漢末的君主們雖已腐朽不堪，但要變革皇權卻並非易事，至少並非黨人名士力所能及。清議運動以失敗而告終，閻忠、王芬的計劃亦未獲成功。

皇甫嵩否定了閻忠之議，理由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10〕。曹操則拒絕參與王芬之謀，認為“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11〕！上引《後漢書董卓傳》：何進、袁紹“謀誅宦官”，私呼董卓諸將入朝，“以脅太後”，其目的也絕不是要攫取少帝、何太後的權力。

直到董卓進京，取代漢帝、太後執掌朝政，才真正摧毀了沒落的舊皇權，為改朝換代準備了條件。我認為，這是董卓廢少立獻及迫何太後歸政最重要的一項意義。

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為東漢中後期主要的政治弊病，這一點無須贅言。本文要說明的是：外戚、宦官勢力在東漢社會中的生成、擴張，又與當時通行的皇太後臨朝之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我們看到，自和帝朝起相繼擅政的外戚，其身後各有同姓的太後作為憑藉。盡管何進兄弟在董卓進京前均已被殺，但是只要何太後繼續臨朝，就依然存在著外戚幹政的危險。

另一方面，東漢時宦官介入國事，往往也是出於皇太後臨朝的需要。《後漢書宦者傳》有一段論者習用的文字：“鄧後以女主臨朝，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可見皇太後與宦官之間，已結成相互依存的政治關系；即使宦官把持政治，會帶來明顯的消極作用，臨朝的女主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何進被殺一事進而說明，甚至在外戚與宦官形成對抗時，充當仲裁者的皇太後，也不會輕易拋棄宦官。

《何進傳》稱：袁紹等人在何進死後，“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死者二千余人”。使宦官集團遭到一次滅頂之災。然而，何太後重新親政，終歸還要選用刑人。宦官勢力又可能死灰復燃，再度染指政治權力。

董卓迫使何太後歸政，東漢政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外戚、宦官失去其賴以孳生、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困擾社會多年的外戚、宦官專權之弊，終於得到了抑制。這是何太後歸政的另一項重要意義。

二、關東、關西對立與並、涼武人合流

董卓及其涼州集團具有特殊的政治、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董卓政權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運，該政權內部各個階層、各種勢力的聚散分合，正是由此決定的。

（一）關東與關西的對立

關東與關西的對立，是董卓之亂的突出表象。而關東方面的代表人物，幾乎均為黨人名士，他們與董卓及涼州集團的矛盾，並不限於地域沖突的層面。董卓上台後大批進用黨人名士，史家對此多有論列〔12〕。但黨人名士卻總是拒絕合作，有些甚至公開與董卓決裂。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值得探討。首先我們可以斷定：董卓對於當時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兩個方面的嚴重破壞，是引起沖突的導火索。

董卓廢少立獻以及逼何太後歸政的意義，上文已作分析。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條件，在於他不僅迅速控制了洛陽的軍隊，而且敢於突破名教觀念的束縛。

眾所周知，東漢黨人名士盡管一再掀起反對宦官的政治浪潮，然而由於他們缺少兵權，所以當宦官勢力大舉進攻時，又只能束手就擒〔13〕。董卓雖然只帶三千步騎進京，但他尋而兼並了何進兄弟及丁原部曲，“京都兵權唯在卓”矣〔14〕。《三國志袁紹傳》注引《獻帝春秋》，董卓倡議廢立時稱：“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他軍權在握，與黨人名士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黨人名士一般具有較高的儒學造詣，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羈絆。上文曾提到，東漢黨人名士的“群體自覺”，本質上帶有獨立於皇權的意義，但這絕不是說，黨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權的必要性，至少多數人還缺乏這種認識

。

甚至連皇甫嵩、曹操一類人物，也囿於名教而不敢造次。皇甫嵩出身涼州將家，又追隨黨人名士，漸入清議之中。他在軍事上一度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子酈就當面說：“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15〕可他拒絕了閻忠之謀，又束手就董卓之征〔16〕，一再喪失左右政局、改造皇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