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青梅煮酒 → 董卓進京述論（第2/10頁）

值得一提的是，董卓廢少立獻乃至逼何太後還政，又是以何太後的名義進行的〔3〕。按照東漢後期形成的制度，從皇帝去世到幼帝親政前的一段時期，臨朝的皇太後在政治上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掌握包括選擇皇位繼承人等重大國事的最終決策權。何太後臨朝聽政業已昭示天下，董卓藉太後之策行廢立之事，就獲得了合法的名義。其後袁紹謀立劉虞為帝，遭到曹操的堅決反對，表明董卓的政敵們並未抓住任何抨擊乃至顛覆獻帝法統的口實。董卓假手何太後廢少立獻，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實際上，董卓逼何太後還政，也是由太後本人向國民表態。前引《獻帝起居注》所錄策文又曰：“皇太後教無母儀，統政荒亂，”為何氏罪己之詔。而何太後喪失了權柄，就只能坐以待斃。《後漢書獻帝紀》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遷皇太後於永安宮〔4〕。丙子，董卓殺皇太後何氏。”值得注意的是，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後，卻遲遲未對少帝下手。這裏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董卓進京之後，是把臨朝的何太後而不是少帝，視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險的對手，因而也是把何太後作為首先消滅的目標。

（三）廢少立獻與何太後歸政的政治意義

東漢末葉日益加劇的政治危機，已經孕育了革新皇權的形勢。《後漢書黨錮傳》序論曰：“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議”運動發動的背景。余英時先生又謂東漢士大夫在與外戚宦官的沖突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群體之自覺”〔5〕。但是如果進一步追究上述現象的根源，就不難發現：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權的支持分不開的。因此，盡管黨人名士在如何對待當朝皇帝或皇太後的問題上，態度大相徑庭，可是當他們自覺地與外戚、宦官劃清界限時，實際上又表現出對皇權的獨立性。我認為此種獨立性，應該就是所謂“東漢士大夫之新自覺”的基本內涵，這也許可以算是對余說的一點補充。

《黨錮傳》謂牢修“誣告〔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釀成黨錮之獄。需要注意的是“誹訕朝廷”一句。朝廷在此應指皇帝，《後漢書王允傳》“朝廷”一語下李賢注雲：“朝廷謂天子也。”與此同義。範曄既言“誣告”，李膺等人之“誹訕朝廷”，大概是無中生有的罪名。但我們不能設想，黨人名士面對“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的現狀，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卻又絲毫不觸及在位的皇帝和臨朝的太後。

《後漢書逸民傳》記錄一則“漢陰老父”指責靈帝的故事。余英時先生推斷，這是漢末社會上流行的看法，表明當時名教的君臣一倫已發生動搖〔6〕。余氏的主旨在於探討魏晉君主觀的源流，與本文無關。然而，這畢竟有助於我們認識漢末士大夫與皇權關系的變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觀念的遷移。

前引《英雄記》謂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獻帝起居注》載廢少立獻之策，復謂何太後“統政荒亂”，其實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見。《後漢書袁紹傳》載董卓述其廢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進而又嚴厲批評了已故的靈帝。

《續漢書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劉昭引《袁山松書》錄此議頗詳，謂章帝以後，“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順、桓四帝）之號，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諸帝，甚至廢去其廟號，與黨人名士之“誹訕朝廷”，正是一脈相承的。從這層意義上說，漢末清議運動又為董卓政權的崛起，做了輿論方面的準備。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漢陽人閻忠就曾勸說手握強兵的皇甫嵩：“征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直搗洛陽，清除宦官，繼而代漢稱帝〔7〕。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陳蕃之子陳逸等又說動冀州刺史王芬，趁靈帝“北巡河間舊宅”之機，以武力將其廢黜〔8〕。唐長孺先生指出：這兩次密謀是個重要的朕兆，即少部分名士為挽救東漢的政治危機，已不惜行“非常之謀”，即使“冒易代廢帝那種越出儒家道德規範的大風險”，也要一試〔9〕。這是漢末士大夫群體在政治上的新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