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無處收留：吳三桂（第3/17頁）

　　大明朝的問題不在於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於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於幾位奸臣或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後，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

　　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那樣重視名教綱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質上是一個精明的、講究實用的農民。他在馬背上奪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農民式靈感發明了八股文，發明了《大誥》，發明了《皇明祖訓》。他的努力指向一個方向：把天下人的頭腦裝進儒教綱常的保險箱，讓社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條之下永遠平穩運轉。

　　儒教的價值，在明朝被張揚到了極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個讀書人都必須死記硬背四書五經，每個鄉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須集會聽老人們宣講聖道。這個朝代的讀書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善於引經據典，這個朝代樹起的貞節牌坊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

　　每個年代，總有一批批大臣因為諫舉皇帝不符祖訓的行為，和皇帝據理力爭較勁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殺頭，光榮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後期那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空前低落，人們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縮，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之中。

　　名教綱常的道德約束作用，因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嚴重損害。

　　事實上，儒教的倫理規範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於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欲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克制，服從於僵硬的道德教條。

　　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醜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蕩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軟約束發揮作用，而在明朝，這種軟約束越來越硬化，這就使這一倫理標準陷入了困境。由於操作上的難度，它實際上成了一種偽標準。

　　人們有充分的智慧，來解決道德高壓和自然欲望間的矛盾。他們一方面通過偽飾行為來裝點門面，另一方面背地裏則是心照不宣地沉淪在道德禁區裏，享受矯枉過正的物質欲念的滿足。道德價值的過分張揚，最終結果卻是整個價值體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醜惡一面大放縱大宣泄。

　　隨便舉幾個例，便可以把上述論證落到實處。嘉靖隆慶以來，整個明朝陷入奢靡淫縱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個階層都沉陷於自然人性的放縱之中。

　　在民間，金粉氣息充斥於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風遍及每個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畫，色情文學成為民間文學的主流。

　　在社會上層，這種風氣更為熾盛。憲宗成化年間，內閣首輔萬安因進獻房中術而得到寵信，朝中執掌諷憲諫諍的大臣，居然也爭獻媚藥秘方。

　　有人說，明中後期是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階段。這是一種善意的誤解。明朝社會晚期，人性的約束固然已經廢弛，但人們並沒有公然宣稱人的覺醒。人們生活在犯罪感中，雖然狂縱不羈，但是正統的社會價值依然是心中的認同。這只能導致人們精神的委頓，導致人們強烈的務實傾向，回避任何實質上的崇高。

　　最有說服力的材料，恐怕還是末代皇帝崇禎在詔書中親說的：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如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征收錢糧先要克扣），完正額又欲羨余（帝國規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一有建設工程，就乘機中飽私囊）。

　　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擡。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判案）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不給賄賂），則敲撲任意；囊橐既足，則奸慝可容。

　　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饜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於閭裏。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

　　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清]計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不得不佩服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氣，還有不錯的文筆。可惜僅僅描述症狀無濟於事，沒有哪位名醫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爛。

　　在三綱五常的覆蓋之下，整個社會成了一盤散沙。由於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人格標準，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系表象之下是人們之間的深刻不信任。